口述：汪爱源
　　整理：曹志男  张亮宗

　　阔少、囚犯、摄影家，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出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年轻时，他是挥霍无度的阔少爷；年过半百时身陷囹圄；60岁刑满释放后重新创业，他成为国家级摄影家和家乡人民敬佩的“汪老师”。最近，他又出书《我的人生》，重墨描述了从监狱回归社会后，16年来的人生感悟。
　　现年76岁高龄的摄影家汪爱源，用他的一生，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真实故事。

　　挥霍无度的阔少爷

　　我出生在一个世代经商的富有家庭。解放前，祖父一直是嵊州商会的会长，在城里开了两家银行、一家钱庄、13家商店。我父亲后来在香港开设了药材公司，接着又在上海开绸厂。那时的我，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
　　年少时那种阔少爷的生活，让我在潜意识里种下了吃喝玩乐的错误人生观。
　　1955年，我在山东工业专业学校的学习即将结束，当时怕被分配到艰苦的化工厂去，还没等拿到毕业证，我就擅自离校，最后，学校对我作了退学处理。因为家里有钱，当时我根本就无所谓。退学后，我每月的花费高达300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工人一年的收入。而这些钱，我全都是问家里要的。
　　3年后，我考进了化工部华东化工设计研究分院，被分配到在南京的第二设计室工作。可是，阔少爷的坏脾气又导致我被单位开除。此后，我来到上海，过着闲散的生活。
　　1963年初，我从上海回故乡嵊州。那时，我们家开始落败，从小过惯了阔少爷生活的我一直无法面对现实，开始自暴自弃。
　　刚开始，我仗着家里仅存的那点儿积蓄，与社会上的不良人员赌博、玩乐，不到两年，就将家中的积蓄全部花光。但我并没有从自身找原因，而是将这一切都怪罪于社会的不公。

　　错误的“人生哲学”让我身陷囹圄

　　为生计所迫，我学会了拉板车，一拉就是6年。在这期间，为了打发时间，我让母亲变卖了家中唯一值钱的雕花老木床，用变卖得来的100元钱到新华书店买了全套马列哲学著作。
　　其实，当时我读这些书只是为了伪装自己，让别人觉得我学问很高、哲学学得很好。而我从书上学到的唯物主义等哲学思想，也都只是针对别人，并不反省自己。
　　1978年，在大学里就爱摆弄照相机等摄影器材的我办起了嵊州第一家个体照相馆——小巷照相馆。因为全县就这么一家照相馆，很快，我就打开了局面，生意也一日比一日更红火。
　　渐渐地，我又回到了吃穿不愁的日子，阔少爷的劣根性也开始复苏。我和以前的那些赌友又整日混在一起。1983年9月12日那个晚上，是我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当晚，我在杭州剧院为六龄童拍摄完一套彩色剧照，风尘仆仆地赶回嵊州，谁知派出所民警早已在家等我。
　　当年，我因为赌博等违法行为被法院判处11年有期徒刑，在省第五监狱进行改造。

　　高墙里悟到了人生真谛

　　那时我已经50岁了，十余年的服刑改造会何其痛苦。可正是这些年的服刑，我才真正了解了一个人的社会价值，重新振作起来。
　　记得入监的第五年夏天，我得了重病——甲状腺肿瘤。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监狱民警专程把我送到杭州的一家大医院治疗，还请了专家来会诊。经过手术，我的病彻底治好了，监狱为我花费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医药费。同一年，我80 岁的母亲在老家不幸跌断了腿。我知道，那时家里的条件连看病都很困难。监狱民警知道这个情况后，向我家里寄了100元钱，作为对我母亲的补贴。
　　这让在我意外之余，真的十分很感动。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在获得各种报酬的同时，也要积极地回报社会。于是，我下定决心，出狱后一定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监狱里，我发挥了原有的特长——摄影。我不断向报社投稿，在包括监狱内部刊物《浙江新生报》在内的多家报纸上刊用了284幅照片。我把收到的稿费一部分寄给母亲，当作对家里的生活补助；另一部分用来买哲学书和摄影书籍。一有空，我就写稿、写哲学笔记、读各种关于摄影的书籍。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记录了十多本哲学笔记。
　　可以说，在监狱里的这些年，不仅让我甩掉了阔少爷习性、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也让我懂得了“责任感”这三个字的分量和重要。

　　在不理解中重拾自信

　　1992年的10 月11日，我提前获释，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家嵊州。
　　那年我已经60岁了，虽说已是花甲老人，我也不想碌碌无为地过完余生，我要用我手里的摄影技术，为家乡、为家乡的亲人们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于是，我又拿起了相机，用镜头捕捉身边的人和事。“小巷照相馆”也老店新开。然而，刚开始，我并没有被父老乡亲所认同。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向《嵊县经济报》投稿，报社发表了我的摄影作品后，就有人批评报社：“汪爱源是劳改犯，为什么经常发表他的作品？”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忍住内心的委屈，按报社的建议改用笔名汪洋发稿。
　　有一次，我骑自行车上街买点东西，被辆摩托车撞倒，自行车的前后轮子被撞得变了形。我拉着骑摩托的年轻人要求赔偿，没想到对方竟破口大骂：“你这个劳改犯想要翻天？”一边骂，年轻人一边骑车扬长而去，而路人也没有一个为我说话。还有一次，在一个表彰大会上，有个单位领导让我登台去拍摄照片，没想到就在我上台准备拍摄时，舞台上突然冲出一个人，朝我大骂，让我滚下去……
　　在出狱的头几年中，这样不愉快的事我碰到过二十余次，但每次我都告诉自己，这是我为之前所犯的过错受到的应得的惩罚。我相信，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会让父老乡亲认同我、接受我。
　　在摄影投稿的同时，我还利用在监狱中学到的摄影理论知识，开起“摄影培训班”。至于学费，我只象征性地收15元，当时社会上各类培训班的培训费一般都在100元以上。
　　第一期培训班只有8个学员，我将自己多年的摄影经验手把手地教给他们。慢慢地，很多人开始认同我，第二期学员一下子增加到了60人。到现在为止，培训班已连续办了20期，学员达500多人。更让我感到高兴的是，鹿山小学等7所学校还聘请我担任学校的摄影辅导员。

　　一声“老师”让我的人生再现光彩

　　“浪子回头金不换。”
　　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的人生在自己的努力下，真正发出了光和热。更让我感到自豪的是，摄影班开办之后，我成了家乡人民心中的“汪老师”。
　　我一边教摄影，一边拍摄家乡的变化。1995年，我在全国7家报纸上发表了84件作品。同时，我还成为了《浙江日报》的优秀通讯员。2003年，我幸运地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并加入了中国艺术摄影学会。2005年12月，中国艺术摄影学会和台湾中华摄影文化协进会共同组织了“中国摄影家代表团”，我作为28位代表团成员之一，赴台湾参与创作与交流活动。自夸地说一句，在后半生能有这些成果，对我这样一个已经76岁的老头来说，真的很不容易。
　　而我明白，这都是我端正自己的人生态度、对未来保持良好心态的结果。我现在的生活好了起来，一年有七八万元收入。但我每时每刻都告诫自己，必须要和以前的阔少爷习性一刀两断！每天，我都会扛着相机奔波于家乡的大街小巷，寻找摄影素材。同时，一些学校或企业需要我去拍资料照片，我都义不容辞。他们请我去，是对我的一种信任，而这能让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对社会、对家乡人民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