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放此案，是告诉人们，处理这类敏感的纠纷，法律是终极手段。
　　有人说，如果马立诚和凌志军笑着走出法院的大门，那就是改革胜利了。
　　1998年11月26日中午1点半，冬雾蒙蒙，入冬以来第一场雪还未融化。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门口站满了人。他们是来旁听一桩诉讼案的——《当代思潮》杂志主编段若非状告《交锋》一书作者马立诚、凌志军，以及出版此书的今日中国出版社。
　　近两点，人们陆续步入法庭。

　　《交锋》引发交锋
　　此案的焦点是《交锋》这本书。该书由人民日报社马立诚、凌志军撰写，1998年3月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对那几年图书市场有印象的人都知道，当年曾有一套“中国问题报告”丛书，深受欢迎。这套书正是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总顾问是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交锋》就是其中的一本。
　　《交锋》出版后，立刻引起轰动，包括盗版在内，海内外发行量超过200万册。1000多家报纸和杂志评论、转载或连载。
　　《交锋》的副标题是“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正如《中国青年报》评论的，“《交锋》是一部20年思想解放史，是一部能够产生巨大阅读期待的激动人心的当代政治思想史。”
　　书中批评了阻碍改革开放的“左”的思潮，特别是揭露了“左”的势力的四份“万言书”，所以一出版，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议。
　　1998年4月4日下午，众多学者在北京大学风入松书店举行《交锋》研讨会。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发言中说，“当前中国任何一个热点问题都有两种不同思想的交锋，比如说国企改革、下岗分流、道德重建等问题。我们要用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能停滞倒退。”
　　就在风入松的研讨会开过一周，4月10日，北京西四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会议厅里，针对《交锋》，举行了另一个会议，声讨《交锋》。
　　这个会议之后，以《中流》《当代思潮》《真理的追求》三杂志为主，把批《交锋》作为重中之重，长达数年之久。
　　10年后，马立诚提起这场官司，说，“如果有人认为，极左势力围剿《交锋》，只是因为书中批评了他们，想闹一点意气而已，那就把事情低估了。”

　　《交锋》初胜
　　时间回到“《交锋》案”的庭审现场。下午两点整，审判长宣布，开庭审理段若非诉马立诚、凌志军、今日中国出版社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引人注目的是，原告没有出庭，由两位律师代理。
　　这起诉讼案，与《交锋》批评当时流布海内外的四份“万言书”直接相关。这四份“万言书”，自1995年初至1997年上半年相继问世，先是以打印件方式在北京散发，很快传播海外，引起全国政界、知识界和海外舆论极大关注。四份“万言书”从“左”的立场出发，质疑改革开放，挑战邓小平理论。《交锋》一书指出，“万言书”造成了“京师震恐”。
　　第一份、第二份和第四份“万言书”没有作者署名。第三份“万言书”即《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以下简称《公有制》）一文的作者署名为“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段若非正是《当代思潮》的主编。1998年6月1日，段若非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控告《交锋》作者以及今日中国出版社。他说，第三份万言书是他所写，而此文并未公开发表。《交锋》一书未经他的许可，摘录和引用该文，侵犯了他的发表权。另外，《交锋》一书评论他的文章时，歪曲了他的观点，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因此请求法院“责令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偿损失20万元。”
　　段若非的这份“万言书”从1997年年初开始传播。此文要求全面保存所有的大中小国有企业，反对中央提出的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的方针，反对“私有化”。
　　在法庭辩论中，《交锋》一方的证人、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原副主任贾铤出庭作证说，1997年5月，他曾前往《当代思潮》杂志社买杂志，当时该杂志正向社会各界大量散发《公有制》一文的铅印文本，他也拿了5本。
　　《交锋》一方辩护律师指出，这样大量向社会各阶层散发，即等于行使了发表权。同时还指出，《公有制》一文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出版物也多次反复发表。因此，该文已经行使了发表权，《交锋》一书并没有侵犯该文的发表权。至于引用问题，《交锋》引用的都是该文原文，并未编造，不存在“歪曲”问题。
　　1999年4月22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判决：“原告段若非自行印刷其作品五千册对外发送达三千八百册之多，其发送对象恰恰与其作品的读者群是一致的，且在其发送范围内其发送的对象是不特定的，故应视为原告段若非已将其《公有制》一文公之于众，其诉称被告马立诚、凌志军、今日中国出版社侵犯其发表权，本院不予支持。”
　　“《交锋》一书的作者采用摘录要点的形式进行评论，非全文全段落引用，其未使用引号、省略号，并无不妥，两被告是为了在学术理论上评介原告的观点，不论该评介是否符合原告观点的原意，都属于学术理论争论范畴内的问题，尚不构成破坏作品的完整性。”
　　“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段若非的诉讼请求。”

　　《交锋》再胜
　　全世界都注意到，《交锋》一书纠纷通过法律解决，是中国的进步。有媒体认为，这是中国第一次使用法律解决理论争端的案例。
　　《交锋》作者一审胜诉的消息在海内外不胫而走。
　　段若非不服判决，于1999年4月30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上诉状。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6月24日上午开庭审理此上诉案。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有一件事令马立诚记忆犹新。
　　开庭前，控辩双方人马坐齐，等候法官到来。这时，担任原告段若非的一位律师走到马立诚面前，握住他的手说，“你的《交锋》我买了十几本送给律师朋友。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律师这个行业。我支持改革开放，但今天受人之聘，两军交战，各为其主，对不起！”
　　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于8月24日对上诉案进行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为终审判决。马立诚和凌志军果然笑着走出了法院的大门。 
　　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