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紧系红领巾口述 陈志生 整理 汪嘉林 王海燕 林楚炳 阮小秋
1966年开始从事小学教师工作的他,曾经用青春和热血放飞了一批批雏鹰;1998年退休后,他又义无反顾地奋斗在民工子女的教育工作岗位上,他的一生与红领巾牢牢地系在了一起。 他叫陈志生,玉环县清港镇新民民工子弟小学校长、小学高级教师、全国星星火炬一级奖章获得者。1月5日,这位一辈子扑在教育工作岗位上的老人又获得“全国百名优秀校长”的荣誉称号。
在我的眼里,每个孩子都是一棵幼苗,作为老师就应该像园丁那样,用爱心滋润每一片绿叶。虽然我是个五大三粗的男人,说这些话不免让人感到有些肉麻,但自从1966年我从部队转业分配到玉环沙门乌岩小学工作后,这句话成了我这大半辈子为人处事的座右铭。 记得那会儿办学条件很艰苦,校舍是旧时地主家的老宅子,三间堂屋在经过数十年的风吹雨打之后早已显得有些摇摇欲坠,室内的采光非常不好,即使是白天也要点煤油灯。学校里学生不多,也就几十人而已,然而就是这些孩子让我在上班的第一天里,瞬间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了教育事业。 教育最大的魅力就是给予希望。在教室里,我从他们聚精会神的眼神中,从他们整齐划一又充满感情的朗读声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希望的存在。那个时候,我在学校里说说是老师,其实什么活都要干,教书育人、生火做饭、料理杂务……就拿教书这件事儿来说吧,一间教室内分成两个班级,在45分钟课时里,教完了一个班级的数学,再教另一个班级的语文,而在下一个45分钟里,又要教美术、音乐等科目。这样的节奏、这样的转变对于我一个刚刚从部队转业的人来说,确实很累,很多课本上的东西连我自己也不懂。 比如拼音,我小时候根本就没学过这玩意儿,而根据当时的教学要求,孩子必须要掌握拼音,怎么办?自己也到处求教,很多时候,自己在头一天学会的东西,第二天就来教学生们了,呵呵,还真有点活学活用的味道。
我在沙门乌岩小学干了5年,后来又调到了鸡山县中心小学,再后来又到了外塘中心小学,在这期间,我基本都担任校长的工作。渐渐地,教学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前一名老师要教数门功课,后来逐步有了细分,专职任课老师出现了。这样各个班级之间便有了竞争,有了比较。而我这个校长也隐隐感到有了大干一番的时机。 求新求变是我在工作中始终不懈追求的目标。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刚刚调到外塘中心小学任校长,当时我发现这个学校的风气非常不好,老师自由散漫不负责任,甚至还有人参与赌博。在老师的影响下,孩子们也大都不思进取。于是我给自己立下了“军令状”,一个学期之内,学校中的这种不良风气必须予以改变。 对于赌博的问题倒是好解决,分别和老师进行个别谈话,我也不问具体某人是否参赌,反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要是再让我发现,坚决移交公安机关处理。这样的谈话效果倒是不错,赌博风一下子就被刹住了。可学校中盛行的自由散漫的风气靠什么来遏制呢?颇让人头疼啊。 特别是有位姓王的数学老师,上课漫不经心,没课的时候老往外跑,学生碰到问题的时候,总是找不到他的人影儿。为了这个我给他记过一次处罚,可处罚之后,王老师依然我行我素,没有丝毫改变。灵机一动,我想出了一个用物质刺激的办法,这种办法在那时绝对是件稀罕事,但我觉得这是惟一可以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组织了全体老师开了个会,宣布将在同年级不同班级之间进行学分竞赛,期终考试的时候,成绩最好的那个班级的任课老师可以获得一件全毛大衣。当时全毛大衣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东西,要200多元一件,相当于半年的工资。为了得到这件全毛大衣,所有的老师都卯足了劲,学校的风气几乎一夜之间改变。那个被我处罚过的王老师,甚至成了学校数学教学的骨干。学期末,我兑现了承诺,自己掏钱购买了全毛大衣,发给老师们。就在1985年,外塘中心小学被评为台州市文明学校。
对于学校工作来说,教学质量是重要的一环,但不是惟一的,思想教育工作也相当重要。很多人都说我有“花花肠子”,的确在工作中我很喜欢搞各种各样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就是为了让孩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1991年我调入了清港镇中心小学担任大队辅导员,主要工作就是抓孩子们的思想品德工作。对少先队工作我充满了热情,第一件事就是组织起了全清港镇第一支鼓号队,统一的队服、银色的少先队号、雪白的队鼓。拉出去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啊!入选鼓号队的孩子特别自豪,每逢星期一,这支鼓号队总会在操场上奏起雄壮的国歌。很多孩子为了能入选,拼命地念书,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 后来,我看到镇里老人院的环境非常差,我又组织起了一支67人的服务队,每周都主动为老人们进行服务。去年,有位105岁的老人去世后,他的家人特意寄来了感谢信,感谢孩子们这15年来对老人的帮助。孩子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对老人们的服务从没有间断过。这些事,一方面为社会做出了微薄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孩子们尊老爱幼,热爱劳动的好品格。 要教导孩子们品格高尚,当然自己就必须首先做到。1994年9月9日晚,电视台现场直播“爱心大联动”特别文艺晚会,一幕幕展现了17号强台风过后的赈灾救灾场面。当看到一对来自温州苍南、死去了7个亲人的林晓萍兄妹出现荧屏时,我和老伴禁不住潸然泪下。当场就拨通了晚会的现场电话,恳请领养了林家两孤儿。 十几年下来,两个孩子都已渐渐长大成人,今年林晓萍就要面临高考,希望她能考进一所好的大学,学得真才实学,为家乡做贡献。
孩子们胸前飘扬的红领巾已经陪伴我走过了大半辈子。2003年我退休之后虽然有很多学校高薪聘请我做学校的行政工作,可我感到不适应,毕竟不能和孩子们在一起了。 最终我选择了到坎门一家民工子弟小学担任校长,因为我觉得,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是最需要帮助,我要将多年积累下来的教学经验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民工子弟小学是我以前从未接触过的,那儿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有着很大区别。由于他们大都来自五湖四海,所以流动性特别大,刚刚熟悉了的面孔没过几个星期又换了一个。而且由于家长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尽管在学校里我们教育孩子要遵纪守法,但过了双休日之后,很多陋习又回到了孩子们的身上。 “教育得双管齐下,不仅要教育孩子更要教育家长。”于是在我的筹办下,家长培训班红红火火地开办起来了。效果还真好,不久之后,孩子乱穿马路的情况没有了,又过了不久孩子随地乱扔垃圾的行为也没有了…… 一直到了2005年了,坎门的这家民工子弟小学在我的努力下越办越好了。随着经济的发展,我的家乡清港镇的外来务工人员越来越多,而在清港却还没有一家像样的民工子弟学校,回到清港去办民工子弟小学的想法在我脑中越来越强烈,甚至有时晚上做梦我都在想这个事。可办学毕竟不是件轻松的事情,除了要有热情、经验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得要钱。 幸好老伴和儿女都很支持我的想法,特别是我老伴,更是拿出了我俩多年的积蓄,让我放手去干。 经过半年多的考虑,终于踏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我花了15万元租下了一座刚刚新建的厂房作为校舍。厂房外面的地还不平整,我天天起早贪黑,和老伴一起拿着锄头铁锹为孩子们平整出一块操场来。
都说秋天是个丰收的季节,是啊,我创办的玉环县清港镇新民民工子弟小学就是在2005年这样一个金色的季节中挂牌了。来自贵州、湖北、安徽、江西等地的700多名学生,因为有了这所小学,与父母开心地生活在一起,因为有了这所小学,在远离故乡的玉环茁壮成长,找到了自己的快乐。 由于是自己创办学校,我深感责任重大。在规范办学抓管理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抓教学质量。我经常组织教师开展教研活动;把县里的骨干老师请到学校,对教学工作给予指导。为了丰富孩子们的课外活动,我经常利用假期,组织孩子们开展爬山、参观等活动。前段时间,爱国台胞陈宜昌先生给我们学校捐了1万多元钱,我就用这笔钱买来了鼓号和服装,又操办起了鼓号队,这让孩子们都非常兴奋。 自己办起了民工子弟学校,对民工的生活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学校里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大都家境贫寒。因此作为老师,在学习、生活上应该格外关心他们。 王露文同学来自河南。他的父母在清港上湫村承包了一大片土地,一家三口就住在田头的帐篷里。当时天气已经渐渐冷起来了,晚上,呼呼的冷风吹进帐篷,让人觉得有些刺骨。第二天,我买来了加厚的棉被、衣物、各类学习用品送到王露文家中。我想,虽然他的生活环境我一下子改变不了,但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帮助。 今年已经11岁却还在读1年级的石知军也是我特别“关照”的一个学生。石知军由于腿部残疾只能借助小凳子行走。他在湖北老家时,没有学校肯收他,后来,他父亲找到我,打听收不收残疾学生。 “收!当然收!我们不能剥夺孩子学习的机会。”自从石知军来到学校后,我要求所有学生都不准歧视他,并且要给予他帮助。后来,我自己掏了600元钱给他买了一辆残疾车。 办学校、当老师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自己在为孩子们勤勤恳恳付出的时候,孩子们也在用他们的方式回报着你。 新民民工子弟小学虽然开办不到两年,但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在2006年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龙人杯书画比赛中,我们学校一举拿下大大小小36个奖项。 我虽然是个60多岁的人了,但对于将来我仍充满着梦想。我想把民工子弟学校办下去,做大、做强、做出品牌来。让更多的孩子在欢乐中茁壮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