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就是俗话说的“借腹生子”。这种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行为，据了解，日前开始在一些网站上“明码标价”。值得关注的是，“代孕”广告上互联网，说明其正在从个别事件，逐渐朝着一种“现象”演化，这迫使我们不得不探究其成因。

　　找人“代孕”的女人
　　“代孕”无论如何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但对于那些“急需者”而言，却又是最直接而简单的。不孕的女人们不必遮遮掩掩地到医院专科门诊就诊，不必反反复复地遵照医嘱口服“秘方”……一句话，不必因为怀不上孩子而被晾在大庭广众之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求孕”妇女说，她最终选择了“代孕”，就是因为“比较安全，知道的人不多”。
　　据统计，全国平均每8对育龄夫妇中就有1对面临生育方面的困惑，不孕不育率上升到12%。从这个数字中，我们能够体会出一部分人的渴盼之心，并看到了潜在的巨大“市场”。

　　找人“代孕”的男人
　　随着科学的进步，无子之罪不再由女人独自承担。然而，科学的进步并没有增强人类繁衍的能力，相反人类精子的质量却在悄然衰退。目前，男性性功能障碍患者所占的比例保守数字为10%，而因男方生殖疾患导致不孕不育达到半数有余。据最新统计，广东省部分地区男性的不孕不育率已经超过14%。
　　造成人类精子退化的原因，显然是社会工业化的发展和环境污染的加重。在我国不孕不育夫妇占育龄夫妇的比例逐年增加的情形之下，出生缺陷发生率也居高不下。据统计，1960年因为不孕而去咨询的男性只占8％，而如今的比例已高达40％以上。上世纪70年代男女不孕症患者的比例为3:7，到上世纪90年代时这一比例已上升到1:1。
　　面对自身缺憾，男人们对于“代孕”的看法，比女人要开通和积极，常常是为了“代孕”而要说服自己的另一半。

　　“代孕”钻了法律的空子
　　“代孕”有存在的现实基础，然而，如果“代孕”在律法约束之外，引发的后遗症也很难想象。
　　2001年2月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术”。但《办法》没有明确表示如果违反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缺少明确细则，因此，在具体执行时经常只是停留在口头“禁止”上，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
　　现有的法律法规起不到有效约束的作用，“代孕”的罪恶感便降低了，与之对应的必然是对“代孕”的同情，并衍生出形形色色的“代孕”现象：一些“新贵”女性不想生育，瞄准了“代孕”；一些经济条件较好想要男孩或添二胎的家庭，也瞄准了“代孕”；甚至还出现了这方面的“专业户”……这些现象，显然背离了社会道德规范。

　　两种声音争论不休
　　一种是“代孕”违法。持这种意见的律师、学者为数不少。他们认为“代孕”问题会引起法律、道德和社会上的一系列问题，由此引发的家庭矛盾及纠纷等问题都很严重。如果生育过程中发生意外的话，“代孕孕妇”的权益也无法保障，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类似“代孕”的事件也往往以悲剧收场，经常会引发婚外情、家庭纠纷，甚至是恶性案件。
　　另一种是理解与支持。有专家认为，“代孕”这种方式有存在的合理性，起码“代孕者”和“代孕需求者”的出发点是好的，出现“代孕”现象是因为有一个群体的存在，孩子对于那些不孕家庭是导火索，单纯以生育问题而离婚者不在少数。让和睦的家庭不再分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总之，“代孕”不会因纷争而停止，可预见的问题很多，它远比求子之人想象中要复杂得多，并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简单。

　　能否为“代孕”找到出路
　　“代孕”现象其实并不新鲜，它在西方已经存在了近20年。“代孕”诞生多年，始终没有“名分”，或是取缔，或是支持，法律失语。
　　复旦大学生命伦理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刘学礼对“代孕”现象分析说：“代孕既然有社会需要，生殖技术又为它提供了可能性，它就会有现实必然性。但是，“代孕”现象确实又提出了许多新的伦理问题，所以要以对个人和社会有利为原则，制定相应的伦理规范，更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关的法规。”
　　妇产科教授乔杰则认为：“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有了相应的法律，有了良好的市场运作秩序，我们也许会重新允许‘代孕’技术的实施。”
　　也许，给“代孕”定性的时机尚未成熟，但如何解析它的方程式，该到考虑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