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1992年起研究“慰安妇”问题，著有《慰安妇研究》等专著。他的名字和大多有关“慰安妇”的“第一次”联系在了一起——1999年3月，上师大正式成立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苏智良任主任，这是目前中国仅有的一家“慰安妇”专门研究机构；2000年，他举办了我国第一个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国际研讨活动；2001年2月14日，在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等机构的努力下，3位原中国“慰安妇”进行了“受害事实法律公证”，这是国内首次为“慰安妇”作法律公证。这些年来，他为研究这一问题已经花费了30万元，但他立志倾家荡产也要资助国内原“慰安妇”幸存者生活，一直到她们辞世。
    4年前，本报寻访日军在浙“慰安所”旧址时（详见本报2001年8月11日一、二版《侵略罪证——寻访日军在浙“慰安所”遗址》一文）结识了苏教授；4年后，中国人民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我们再次与苏教授取得了联系，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他10多年来的探究历史、还原真相之路。

    1991年6月初，我作为公派客座研究员赴日进行为期1年的学习和深造。那年12月，日本爆出一件震惊全国的特大新闻——议员伊东秀子在日本国会发表的演讲中公开指出，战时日本政府曾参与慰安妇征集活动。几天后，一群做过日军“慰安妇”的韩国老太太在日本最高法院门前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给予道歉和赔偿。
    1992年3月，一个樱花烂漫的周末，东京六本木一家咖啡馆里，同坐的是刚刚在五丁目国际文化会馆出席了学术会议的各国学者。我们一边品尝着咖啡，一边议论着当时的热门话题——“慰安妇”。
    一位日本教授知道我从上海来，就问：“据说战时日本的第一家‘慰安所’就设在上海？”
    “是吗？”我记得当时自己的第一反应是有些愕然。
    让我更加愕然的是他接下去的问题：“据说日军的慰安制度是在上海发源的？”
    “应该把这个当代历史的难题搞清楚啊！”日本学者自言自语道。
    这段简短的问答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我突然发现自己该做些事情，马上！
    在日本，我就开始收集资料，关注“慰安妇”问题的进展。寻觅，在神保町的书店里，在惠比寿的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在东京大学里……
    1993年6月，我回到了上海，实地调查随之展开。盛夏的上海，我骑着自行车，从城市西南角的上海师范大学出发，在被晒得发软的柏油马路上行进两个多小时，到城市东北角的军工路、杨树浦和江湾等地……前后4年，季节变换，此景不断。终于，曾在“慰安所”工作了14年的老人，“慰安所”的受难者、目击者……我找到了越来越多能证明那段历史的人。

    “慰安妇”，是日本语中特有的名词。权威的日语辞典《广辞苑》这样解释：“慰安妇是随军到战地部队慰问过官兵的女人。”
    但是，“慰问”的内容是什么？“随军”是自愿还是被迫的？显然，这本辞典的释义模糊了“慰安妇”一词的真正含义，它无法反映“慰安妇”被迫受到的残酷无比的性虐待。
    我认为，给“慰安妇”的定义比较准确的应是：按日本政府或军队的命令，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
    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长期占领和蹂躏最严重的国家，其所设置的“慰安所”，绝大多数在中国大陆。在战争期间，我国有难以计数的年轻妇女被日军强拉作为“慰安妇”而糟蹋侮辱，她们一生的幸福从此断送。但是，直到我准备写那本《慰安妇研究》为止，在国际上得到公认的一些研究著作及日本政府公布的资料中，甚至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相关调查报告中，论说最多的往往是朝鲜半岛、台湾以及菲律宾的“慰安妇”情况中国大陆妇女的被害情况却不置一词。
    这也更坚定了我研究这个问题的决心。
    根据调查取证我发现，1938年初，日本陆军在上海东沈家宅建立了第一个随军“慰安所”——杨家宅娱乐所。随着战火的蔓延，他们到处开设“慰安所”，一直到1945年战败，几乎没有间断过。
    世界上，也许再没有比去挖掘自己民族母性受辱的历史更为残忍的事了。多年来，每当我研究日军实施慰安制度的罪恶历史时，没有一件新的发现和取证能使我感到兴奋和激动；每前进一步，离完成研究越近，心中便增加一分郁闷、一分痛楚、一分苦涩。
    我始终认为，在今后的一个较为长期的时间里，“慰安妇”问题已成为日本是否有足够诚意和努力来认识战争的侵略性质和面向未来的试金石。

    找到幸存者，可以通过群众来信，通过当地调查组的反映，或通过查阅老兵回忆录等资料；可要得到当年的慰安妇们的信任，还要让她们回忆那段痛苦的经历，的确很残忍。但我们还是要继续，我们必须记下来，让全人类都知道这段最悲惨的女性史。
    我的妻子陈丽菲原本是学古代史的，第一次带她去采访，是1997年去山西。因为我是男人，总有不便之处。这一次山西之旅，我们共走访了14位原日军“慰安妇”。采访中，妻子好几次和老人抱头痛哭，让采访没法继续。回上海后，她决定一心一意陪我进行调查。
    儿子也是很好的帮手。我和妻子日文都不错，但英文功底不行。儿子读外国语学校，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帮我们收发相关
    的英文邮件。
    除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外，一些人的不理解甚至冷漠，让我们心寒。2000年，我想带云南的李连春老人去东京作证，可地方政府却在成行前夕横加阻挠，甚至有干部说：“这么丢脸的事都做过了，难道还要去宣扬？”
    为此，我们亲赴云南，住在老人家里开导她，老人泪流满面地说：“我的身子是干净的，日本鬼子才是脏的！”
    实证调查对历史学很重要，而我正在研究的历史关乎普通人的苦难和挣扎。这么多年来，我们夫妇俩访问的“慰安妇”有100多人。她们的证言都在这里，铁一样的证据！
    2000年1月23日，日本右翼分子企图举行所谓“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彻底检证南京大屠杀”集会。为了反驳他们的谎言，我们带着原性暴力受害者杨大娘去了大阪。
    她不愿抛头露面，我们就用一块白布遮蔽着她，再把光打在上面，这样就可看到她的身形了。她在后面讲述，旁边有人翻译。当她讲到她7岁就被3个日本兵强暴、从那时到今天都在使用尿布时，我流下了眼泪——这种痛苦实在难以用语言描述。
    曾经有人问我，说我好像已经练得刀枪不入、不动声色了。我告诉他，我走访了100多个中国受害者，找到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慰安所”原址，拥有几百万份资料；家里存放着40多盘受害者口述的磁带，每盘都是血泪交加、惨不忍闻。可能痛苦得都麻木了，也可能我是男性，感情坚强些，或者，我还有其他研究课题可以缓冲……但是，我依然是痛苦的！

    在调查取证的几年间，我到过浙江很多次，都是为了寻找“慰安所”和“慰安妇”的踪迹。
    从日本人的一些书中我发现，1937年11月，日军占领杭州后就设立了“慰安所”，而且不止一个。日军18师团是最早占领杭州的日军部队，据这个师团通讯队小队长田中笃回忆，当他在1938年初到达杭州时，这里已经有一些“慰安所”了，其中日本人和朝鲜人各占一半，部队与“慰安所”的联络由副官负责。日军还大肆掠夺当地妇女，约有2万名，日军将她们根据外貌和年龄分为上、中、下三等，编上号码，然后有计划地供应给日军各部队的官兵发泄，其中相当部分妇女沦为了“慰安妇”。
    1938年，根据日本驻杭州领事馆警察署的调查，日本侨民在“慰安所”工作的男性有4人，“慰安妇”有36人，朝鲜人和中国人则没有统计。据我调查，实际情况远超过这个数字。1939年2月，有3家日侨开设的“慰安所”在日军中颇有名气。一个是“关门亭”，在慈幼路泗水新村，规模较大，投资有3.5万元；一个是“长生楼”，开设在长生路湖边村8号，资金仅2000元；还有一个是“鹤屋”，与“长生楼”毗邻，在湖边村9号，规模更小，投资仅有1500元。
    杭州并不是浙江仅有的受害点。日军在湖州、富阳、嘉兴、定海、象山、金华和宁波等地方也设立了不少日军“慰安所”。
    我采访过上海交通大学退休教授陶裕民，他1928年出生在宁波，他记得幼年时宁波东门就有一个日军设的“慰安所”，临街的门口有铁门，里面的女子穿着和服，脸上涂着白粉，每天日军军官川流不息。这个“慰安所”存在于1942年到1945年间。另外，在宁波甬江北岸的码头区，有个当时宁波最高级的饭店叫大同饭店，战争期间，这里实际上也是日军军官的专用“慰安所”。
    日军侵占浙西各地以后，就用各种手段掠夺妇女。他们最常用的一种手段就是，由汉奸冒充上海某某大工厂招女工，于是很多乡间贫苦无知、为生活所迫的妇女就纷纷前往应募。这在1938年12月24日的《胜利》杂志上，有详细记载。

    我并不能清楚地看见自己还有能力做多少事，还能给那些已逝和健在的原“慰安妇”什么样的支持，但有两件事我会一直坚持下去：一是继续援助那些健在的老人，哪怕是微薄的；二是我会将“慰安妇”这个问题调查下去，将那些新增的、零星的线索一一落实。
    不久前，我让一个博士生给山西14位原日军“慰安妇”送去了15600元生活补贴。这些事情每年都要做。据我统计，全国至今尚健在的原“慰安妇”有35名，都已是风烛残年、身心俱疲。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能生育，又大多家住农村，我要给她们养老送终。前两天，李连春老人的孙子高考分数出来了，上本科线了，可因家境贫困学费没有着落。我告诉他们，尽管李大娘已离开了人世，她孙子只要能上本科，费用我来出，直到他毕业。我现在还在等着那边的消息。
    最近，我们出版了《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一书，披露了上海149个“慰安所”的情况。之后，陆续地收到过很多人提供的新线索，至少有六七个很有价值。我很感谢他们。我在这些年的调查研究中已深深感到，中国大部分民众对“慰安妇”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是很清晰的，给我提供了很多的支持帮助和精神鼓励，我很感动。
    2001年，“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和我所在的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研究中心达成协议，出资援助老人生活。我现在想的问题是如何再提高老人的生活补贴，目前每人每月100元太少了。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我希望，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既是历史又极为现实的问题，来关心这些曾经被遗忘的老人的生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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