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就像我的家，进出自由，来去温馨。”这位被人“俞爷爷”长、“俞爷爷”短地叫着的74岁老人，银发下常飘着红领巾，皱纹里也透着童真，数码相机和摄像机从不离手，早就成为温岭市的一道特殊风景。
　　俞明德，当过老师、校长、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现在是温岭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也是温岭市少先队终身辅导员。但无论他的身份怎么变，工作内容全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有关。50多年来，他曾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江泽民、李鹏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最近，又受到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表彰，荣获了“全国一级星星火炬奖章”。
    
　　为了周总理的嘱托
　　说起我走上教师岗位、和孩子打交道，还真有点阴差阳错。
　　我生在上海，父亲是个文盲，在一艘轮船上当茶房。抗日战争初期，父亲随船外出，母亲只能把我带到温岭外婆家。抗战胜利后，我随母亲回到上海和父亲团聚，还考进了上海格致中学，读了一年半的初中。但好景不长，解放战争开始，父亲又随船离开上海了。
　　1948年，我再次随母亲回到温岭。当地国民党保长以为上海人比较有钱，就想敲我们一笔，扬言要抓我当壮丁。母亲没办法，只得托人家花了3担谷给我在温岭买了个义务教师的职位。1949年5月，温岭解放了，我参加了县人民政府组织的短训班，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开始在一所山区小学教书。那年11月，18岁的我经岩下乡工作队介绍，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组织让我担任少儿委员。我很珍惜这个身份，一边教书，一边把少年儿童组织起来，开展各种爱国活动。1954年3月，我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感觉身上的责任更重了。
　　1955年9月，我被推选出席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还在大会上作为典型代表发了言。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我们时，我佩戴的红领巾分外醒目。
　　那年的国庆宴会，是我一生最难忘的。那天，周总理祝酒来到我身边，看到我胸前的红领巾就问：“你是辅导员代表吗？”“是的。”“你是哪个省的？”“浙江。”“为我们美丽的西湖干杯！”那杯酒是多么醇美啊！周总理还亲切地对我说：“你是教师代表，回去后，要努力工作，培养教育好下一代！”
　　2001年5月16日，我与老伴应中央电视台邀请去北京参加《永远的红领巾——相约夕阳红》专题片的拍摄。当主持人问起我是什么力量让我半个世纪始终如一地乐意当“孩子王”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是为了不辜负周恩来总理对我的嘱托。”
　　“文革”中，我也整天挨批斗，但只要和孩子们在一起，我就会忘记刚刚被批斗过的痛苦。“文革”后，妻子劝我该换个行业了。为了说服她，我捧出了两件“珍藏品”。一件是周总理邀请我参加国庆宴会的署名请柬；另一件是周总理接见时，我胸前戴的那条红领巾。我说，这可是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啊！妻子也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功高人老童心在
　　我还是站在了我热爱的岗位上。除了认真教书，我总觉得一年四季都有特别美好的事情。春天，我带学生去祭扫烈士墓，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夏天，我为少先队员举办快乐的夏令营，开发他们的智力；秋天，我组织孩子们登高远足，欣赏祖国大好河山，陶冶情操；冬天，我和少先队员一起敲锣打鼓去慰问军烈属、五保户，让他们知道谁该得到尊敬谁该得到帮助。
　　“向优秀营业员学习”，让少先队员轮流当上小小营业员，接触社会；“数新房”，让孩子们在数字中感受党的富民政策好；到科协学习栽培黑木耳，既长知识又长能力；“手拉手”活动，让孩子们了解老区、边区、山区的同龄人，帮贫困的小伙伴交学费，一起读书……在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我都想方设法让孩子们有丰富多彩的活动。
　　只要对培养他们遵纪守法观念和高尚道德情操有利的事情，我都会尝试。现在，我们温岭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关工委）和教育、公安等部门联合有一个“法制你我他”的主题活动，常常请公检法等部门的同志和学生面对面交流，用答疑解难等方式帮助孩子们知法、用法。
　　50多年来，我总觉得我付出的很少很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但党和政府却给了我很多荣誉。在1989年、1990年、1995年，我曾先后3次在中南海与江泽民总书记合影留念。原团中央书记、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同志还给我亲笔题词：“一生春播无限情，喜看幼苗已成林。功高人老童心在，夕阳点燃漫天云。”2003年9月8日，第19个教师节前夕，我收到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沈跃跃同志亲笔签名的“祝教师节快乐！身体健康！合家幸福！”的贺卡。真是太幸福了！去年10月，团省委授予我“浙江省少先队事业功臣”，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又授予我“全国一级星星火炬奖章”。
　　知心爷爷好沟通
　　我有手机、小灵通，家里电话也是公开的，老师、家长、孩子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联系。有时候我到外面去了，我妻子就成了义务接线员，把重要的内容记下来，等我回来再一一给他们回复。
　　我始终觉得，无论对什么样的孩子，他们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只有真心沟通了才能知道，才能帮助他们。
　　上个星期，市关工委组织公检法等部门的同志到省女子监狱和未成年人管教所去，看望在那里的温岭籍孩子。我也去了，我不光要用镜头记录当时的场面，还和他们促膝谈心。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去那里了，好多都是熟面孔。说来真心痛。我问一个长得很清秀的小姑娘，怎么犯了错？原来她家是农村的，见到城里孩子有吃有穿有玩，心里很羡慕。“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去抢劫了，还拿刀捅了别人。”其实，孩子本来都是纯洁善良的，走上犯罪道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应该从更多的方面去考虑问题。当时我心里就两个字：可惜。
　　有个孩子的事情让我思考挺多。那次我们去台州的戒毒所看望那里的未成年人。“我们下决心，一定改好！”他们信心很足，我也让他们出来以后有什么困难来找我。有个孩子回家了，给我打了电话，我挺欣慰的。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我骑车到了他家，结果他不在，问他父母，他妈妈很生气地说：“不知道去哪里了，管不了，就当没生过这孩子！”原来，出来后没多久，他还是经不住诱惑又染上了恶习。
　　从那以后，只要觉得“苗头”不对的孩子，我就特别急地要去找他们，想尽办法让他们尽早脱离不良状态，防微杜渐。
　　还有个孩子，父亲坐牢了，母亲也再嫁了，家里只有奶奶照顾他。可奶奶根本管不了他，孩子学也不去上，整天在外面晃悠。我从学校得知了这个情况，觉得不能耽搁了，就跑到他家里去。刚开始他还没回来，奶奶只有诉苦。后来找到他了，慢慢地，他才愿意和我们说话。“我看见老母鸡带着小鸡，就想哭。”我一听，这孩子心里很渴望爱，就是没父母来爱，并不是不想学好，挺可怜的。我就和他班主任商量，怎么做才能让他感受到班级集体的温暖。班主任呢，刚开始有点顾虑，怕这孩子不好好上课还带坏其他孩子，也怕他的成绩拖了班级后腿。我就和班主任说，这样的孩子，社会上多一个，就多一个隐患，我们得救救他。
　　后来，在大家的努力下，这孩子回来上课了，同学们也乐于帮助他，有时还给他捐点衣服文具。我还让他参加了读报小组，每逢周日，大家坐在一起读报学习，让他更多地接触好的信息。只要他一有点进步，就会给他充分的鼓励。没多久，孩子当上了小组长，特别高兴。
　　有个小姑娘，家里人把她当成掌上明珠，人也聪明。我们是在一次夏令营中认识的，那时她还读小学。一天，我突然收到已经读中学的她的一封信，说去年她妈妈生了个小弟弟，对她逐渐冷淡甚至瞧不起她了，有时还要骂她。于是，她有了两个念头：要么自杀表示抗议，要么离家出走。我急坏了，马上去她学校，班主任说小姑娘已经请了3天病假。我又赶忙找同学陪我去她家，原来她正蒙着头“生病”呢！我好好地跟她谈心，说你已经长大了，弟弟小，自然会得到父母的照顾多一点，千万别多心。
　　这边说通了，我还特意找了她父母谈。父母这才恍然大悟，说是自己大意，心思放在儿子上多了点，没注意女儿的情绪，其实他们还是一样很爱女儿的。结果，一家人又回到了原来的融洽和睦，全家都很感激我。我倒只是觉得高兴，由衷地祝他们幸福。
　　人称“双枪老顽童”
　　有人叫我“双枪老顽童”。哈哈，一只照相机，一台摄像机，这可是我到哪里都不会忘记的家伙——我要用镜头记录下孩子们最真最美的东西。而这些，又可以成为其他孩子学习交流的资料。
　　说个数字，2003年，我拍的教育新闻照片被全国、省、市各级报刊采用的有396幅，其中被《中国教育报》采用的就有31幅，被《浙江日报》采用的重点稿照片有20多幅。那年，我也被《中国中学生报》等9家媒体评为优秀通讯员。
　　当然，它们也有个更新换代的过程。最早的那只“理光35R”照相机就是当年被评为《中国少年报》优秀通讯员时的奖品。到了1997年，中国少年报社又要奖励我一辆轻骑。我说不要，我想换成摄像机，这样能把孩子活动的整个过程都拍下来。于是，我的肩头就多了一台M9000摄像机。
　　那个时候就有人劝我，别整天疯疯颠颠地了，荣誉、名气全有了，该享清福了。我呢，刚好反过来想，我都这把年纪了，剩下的时间不多，只有抓住分分秒秒，生命才有意义啊！
　　2001年11月，温岭市人民政府授予我“温岭市少先队事业突出贡献奖”，奖给我一台“联想”电脑。高兴是高兴，可我又有点怕：这么大年纪了，怎么学？刚上老年大学学电脑时，关不了机就直接拔电源，但后来起早摸黑地坚持学，我还真迷上了电脑。
　　体会到了“数码”的好处，我又买了一只数码照相机，还添了一台数码摄像机。现在，收发电子邮件都难不倒我，不少孩子们活动的照片就是这么传出去的。不过，有孩子想和我用QQ聊天，这我还真不行，到底是“俞爷爷”了，只能打电话给他们。
　　当然，我拍孩子，也有人拍我的。有个记者想在今年大年初一采访我，我说没空呀，因为要到民工子弟学校去看看那些没回家过年的孩子。他就跟我去了，还写了篇报道。说起那些民工孩子，我挺难过，总是努力为他们和他们的学校多做一些事情。比如找个稳定安全的校舍，开办家长学校让家长先懂法再教孩子……
　　我是温岭市政协的特聘委员。今年我就提了一个《关于加强民工子弟学校工作管理的建议》的提案，建议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及全社会都共同帮助与支持外来民工子，让他们也像本地孩子一样健康地成长。其中，我还特别提到了法制教育，我觉得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太重要了。
　　同在一片蓝天下，我希望每个孩子的笑容都无忧无虑。镜头能记录下的只是一部分，我希望孩子们的纯洁心灵能保持到永远。
    
　　主持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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