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又到了4月，芳菲笑春风；又到了清明，白菊遥寄情。烈士虽已逝，却在历史的长河、在人民的心间永存。今天是清明节，我们把对3位烈士家属的采访记奉献给读者，以表达对英雄的祭奠，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希望今天的人们承继烈士之志，做好自己的本职，建设好我们的家园——这既是对用鲜血染红国旗的烈士最好的悼念，也是对他们最好的慰藉。
    
　　兄长教我两首歌
　　项秀文老先生的哥哥项俊文是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著名战地记者雷烨（化名），9·18爆发后，雷烨只身去了延安，为抗战前线的新闻事业竭尽全力，直到1943年牺牲。
　　“……多少个勇士倒在山下，雅拉玛山下开满鲜花……”唱起哥哥最爱唱的《国际纵队之歌》，项老微颤的声音有些沙哑。“哥哥去延安前，教我唱得最多的就是《国际纵队之歌》和《松花江上》，这应该是他对我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从那时起我就发誓，长大以后要像歌里的勇士一样为自己的祖国，为党，为理想战斗。”项老一直都没有忘记哥哥的教诲。项老进入省立杭州高级中学读书后，于1948年5月成为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和杭州地下党一起，轰轰烈烈地组织了多次学生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项老进入杭州市委宣传部工作，后又当选为市政协副主席。
　　自从哥哥去了延安后，项秀文就与他失去了联系。直到2001年项老才得知哥哥牺牲的消息。
　　目前，78岁的项老是杭州新四军研究会分管宣传的副会长，经常忙着对年轻党员进行思想教育，为在校学生做爱国主义报告，给青年人讲述新四军的故事。
　　我怀念那段鲜花般的日子
　　尽管清明节刚刚到来，但赵梅青女士已经为丈夫杨钢林扫过两次墓了。“一次是2月20日，他农历的忌日；一次是3月22日，他公历的忌日。”不过，赵女士还是打算在清明这天再为丈夫的墓地献上一束鲜花。“我就喜欢给他送花——百合、玫瑰、勿忘我。因为我怀念那段像鲜花一样美丽的日子。”
　　杨钢林的离去，让赵女士肩头的担子一下重了几倍。“以前钢林在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用担心，因为他会安排好一切。现在他不在了，我必须要承受一切压力。”
　　最让赵女士操心的还是女儿杨逸。小杨逸以前最崇拜爸爸，可现在会对爸爸的离去发点小“牢骚”。女儿有时会说，“为什么生活对我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我要失去爸爸，为什么要我来承受这么多责任，这么多压力？”对此赵女士很理解女儿：“她毕竟还是个孩子，她需要的是一个温馨的家庭，一个幸福的童年。现在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女儿能健健康康地成长。”
　　“在我心里，钢林只是个普通的警察，他做了他该做的事情。”看着皮夹里丈夫的照片，赵女士淡淡地笑了。
　　接过哥哥手中的枪
　　清明前夕，“守桥卫士”蔡永祥烈士的弟弟蔡永红北上老家安徽肥东县祭拜父母。
　　“哥哥牺牲时我只有2岁，当时并没有印象，但在我以后的成长过程中，慢慢了解了他的事迹后，他的精神成为我的一盏指路明灯，永远鞭笞着我向前。”现任浙江省武警一支队政委的蔡永红的话掷地有声。
　　蔡永祥为排除横在钱塘江大桥铁路上的大木头英勇牺牲后，烈士的家成为全国许多单位和组织参观学习的对象，年幼的蔡永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熏陶成长。高中毕业后，蔡永红就报名参了军，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了哥哥牺牲前的浙江武警部队。
　　刚入伍时，蔡永红有点忐忑不安：“能不能很好地继承哥哥的遗志，既是我的压力，也成了我不断前进的动力。”蔡永红告诫自己绝不能躺在哥哥的功劳簿上坐享其成，连队是锻炼自己的磨刀石，更是自己为祖国和人民发挥光热的地方。
　　如今，来到哥哥原先所在的武警部队已20多年的蔡永红不仅当上了部队领导，不久前还成为“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候选人。“哥哥奋不顾身保卫国家财产的精神，将是我为祖国服务永不磨灭的动力。”电话里，这位英雄的弟弟笑得很爽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