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涂俏，香港《文汇报》珠三角新闻中心助理总编辑、高级编辑。2004年，荣获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的“中国最精彩女性”称号。
    
    本书全程记录了涂俏60天隐性采访某地被包养女性的居住群落，真实披露了她们这一特殊群体的所思、所想、现状及迷惘的未来，并以夜读笔记的形式，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女性婚姻的历史命运，发人深思。

    阿灿“甘愿”让男人包养
　　（一）
　　阿灿是我“企街”时认识的小妹。
　　“企街”原本是粤语中闲逛的意思。对于一个入住海湾村考察“二奶”现象的人来说，“企街”是工作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曾利用年前节后的几天时间，整天“企街”，目光在一个又一个年轻女子的身影上逡巡，至少可以说，已经大体掌握了村中“二奶”们的穿戴习惯。
　　她们最大的本钱就是年轻，这一点，从她们那白里透红的皮肤上就可以看出。她们的打扮一般分为两类，因而也构成两个极端：时髦与随意。
　　所谓时髦，的确是需要身体本钱的，当日深圳的气温为10摄氏度，我穿一件皮衣，两件羊毛衫。而她们有的仅穿一件内衣，外罩一件黑色风褛；有的大胆袒露前胸，突出胸前乳沟，外披一件橘红太空服，欲盖弥彰；更有的干脆将两只漂亮的白胳膊露在寒风外，仅在手臂上戴了一段小半截的黑手套。说她们“招摇过市”并不过分。
　　另一类型就是随意，简直就是不修边幅。她们往往将各类睡衣睡裤穿到街上，睡衣外仅加一件薄薄的太空棉背心，拖着夏日才能见到的凉拖鞋，让人不得不佩服她们把公共场所当作自家内宅的本领。
　　因为年轻，所以无畏寒冷？或者说，为了某些目的？
　　（二）
    1月17日，星期三，也就是腊月二十三这一天，下午2点左右，我去美容。偌大的美容厅内只有我一人在洗脸。美容师长得妩媚动人，她并不避讳有关“二奶”的话题。她说，由于过春节，大部分“二奶”都回去了，香港男人过年过节注定要跟大老婆一起过，“二奶”们别无选择。
　　做手部按摩的时候，我更清晰地看到美容师的脸，那是一张单纯的漂亮的脸。我问她，我们都是女人，你就说实话，假如有可能，你会不会让人包起来？她想也没想就说：“没有人包我，即使有人包，我也不会。我一个月可以拿1500元，在这里还包吃包住，可以养活自己，给人一包，什么都要靠别人，多不保险呀！”
　　她说，她也同情她们，她们大多来自农村，无一技之长，涌进城来淘金，其中一部分人要养活一大家子人，被逼无奈，才做人家的“小老婆”。
　　临走时，美容师给了我一个手机号码，让我去找一位叫阿灿的女子聊天。阿灿满脸是痘，常来美容，和美容师是好朋友。
　　（三）
　　见到阿灿，两人相互一望，禁不住嘻嘻笑了起来。我们在“企街”时迎面相遇过多次，互相点点头，好像也搭讪过几句，只是没有交谈过。
　　回到住处，我根据暗藏在手提包里的索尼采访机的录音，在日记本上记录整理出阿灿的故事——
　　我来自贵州一个贫穷的小镇，今年26岁。爸妈都是农民。下有一弟二妹。大妹也到深圳打工来了，在布吉某厂当物料工，每月能挣几百元。弟弟还在家乡上高中，小妹在念初中。
　　我上高一时，我家穷得再也不能支付我上学的费用了，不得已我就退了学。听人说深圳是个花花世界，好赚钱，我就跟着村里一个男孩南下打工。进关时，我是扒铁丝网进来的。听老乡说沙头角一家工厂招工，我就去见工。
　　来深圳最初的日子里，我恋爱了，爱上了那位带我走出贫穷小镇的男孩子。可是，两年后，我的爱情彻底破灭了。原来，那男孩子在沙头角另一家公司打工，公司里一位女工也爱上了他。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万念俱灰。我收拾所有行李，告别让我伤痛的沙头角，到八卦岭工业区谋生，却一直找不到工作。正在六神无主之时，遇见一位高中同学，她已经做了香港人的“二奶”。她“丈夫”的一位同事也想找一位老实本分的内地女子做小的。女同学劝了又劝，叫我与其千辛万苦打工，不如每月拿几千元“固定工资”算了，想了一个星期，我咬着牙答应了。
　　我很懒，又担心脸上的痘痘，所以，从不跟开大货柜车的老公“跑车”。一次，丈夫从番禺回来，给我带了一箱山竹，我开心地爬到货柜车上去拿，仅待了几分钟，车上的高温、憋闷与脏乱几乎令我窒息，我也就在那时，深刻地体会到了香港开货柜车男人的艰辛。
　　我很满足这种被人包养的生活，真的很满足。我有一位好朋友在沙头角做接客，冬天穿得极少，每天还冻得鼻涕乱流，“罚站”超过10个小时，一个月才600元钱。我就常笑话她说，我做美容，一个月都不止这个数。话又说回来，老公的一位好友来我家，看中了我在布吉打工的大妹，提出来要租房子给大妹住，我是坚决不同意的。我走上这条路，自己的命不好，别害妹妹。
　　阿灿做“二奶”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失恋，因为对感情的幻灭。经过一段婚恋悲剧，对爱情、婚姻失望之后而被人包养的“二奶”，在“二奶”中占有一定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