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不过，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在进行改革的同时，王安石也曾企图利用一些司法案件来达到政治目的。王安石很喜欢标新立异，开始酝酿改革时，他正以“知制诰”官衔负责纠察京城的司法工作。

　　“抢走鸟笼”引起官员激辩
　　这一年开封城里发生了这么个案件：市场上有个小青年提了个鸟笼在那里卖弄，那鸟笼里有一只非常精神的斗鹑（会打斗的鹌鹑），引来很多人围观。他的一个朋友上来向他要，说是想拿回去玩几天，他不给，可那个朋友仗着两人挺熟悉的关系，一把抢了就走。那小青年从后面追过去，居然一刀放倒了这个朋友。
　　案发后，开封府判决该青年犯“故杀罪”（故意杀人），应处斩刑。王安石批驳说：“按照法律，公然抢夺、暗中窃取都是‘盗’，这人公然抢了鸟笼，就是个‘强盗’；失主追上去把他杀了，那就是法律上的‘捕盗而盗拒捕斗杀，杀之无罪。’”为此，他弹劾开封府的官员犯有裁判错误的“失入罪”（无罪判有罪、轻罪判重罪）。开封府的官员不服，请求大理寺复审这个案件。
　　当时的大理寺卿韩晋卿，字伯修，是密州安丘（今属山东）人，少年时以神童闻名乡里，年纪轻轻就以《五经》中第，然后一直担任地方司法官员。后来担任地方长官时，他连续两任都获得考核第一名，被调到朝廷担任司法官，在大理寺任官长达20年。凡是朝廷的疑难案件他都会参与讨论。

　　辩论焦点在是不是“盗”
　　王安石与韩晋卿激烈争辩，焦点就在于那个死者究竟是否属于法律上所言的“盗”。韩晋卿为代表的司法官员都认为，那个死者抢走鸟笼，是基于双方的朋友关系，具有玩笑的性质，而且也声明是拿去玩几天，并没有据为己有的意图在内，因此难以按照“强盗”来处理。
　　另外，即使算是“盗”，死者的“拒捕”情节也不成立，这个小青年是在闹市公然持刀行凶，杀人罪名是逃不掉的。
　　韩晋卿知道王安石正得到神宗皇帝的宠信，为了表示妥协，最后大理寺将这个案子定为“斗杀罪”（在斗殴中杀人），行凶的小青年应判绞刑。王安石最终不能动摇这个判决。案件就按照大理寺的意见处理，那个小青年被处死。
　　按照当时制度，王安石弹劾错误，应该反坐（减等处罚），宠爱王安石的宋神宗特意下诏赦免他的罪过。照例王安石应该到皇宫门口叩头谢恩，可他却不去，说：“我本来就没错，为什么要谢恩？”
　　王安石弹劾开封府官员、和大理寺官员争辩，当然有他敲山震虎、吸引视听的政治目的。不过在这个案件上，他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当时的法律在有关“盗”的定义上确实存在问题。

　　诱因原是“盗窃”“抢夺”不分
　　北宋的法律尤其是刑事法律的总则部分，基本是沿袭了《唐律疏议》的内容。在有关“盗”的定义上，《唐律疏议》继承的是春秋战国以来“取非其物谓之盗”的传统。
　　《唐律疏议》对于“强盗”的定义，是“加威势下手取财物”，就是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夺取他人的财物。对于像本案这样乘人不备的抢夺行为，并没有特别的规定。这是造成王安石判断错误的一个重要诱因。
　　后来明清的法律专门设置“白昼抢夺”罪，将类似于这样乘人不备抢夺财物的案件单独开列罪名，处罚也轻于强盗罪。但是同时规定，如果是夜间抢夺，就要按照强盗罪处理。因为古代夜间没有公共照明设备，要判断侵害行为性质非常困难，具有更大的危险性。这样就比唐宋的法律更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