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77岁的王乔山，是个曾在城市建设及房地产开发领域做出过很大成绩的副局长。退休前，他秉公办事，从未出过任何问题，但在退休后担任房地产公司老总的几年间，王乔山发现，钱，是那样的唾手可得，在那个大家对房地产一哄而上的年代，他逐渐迷失了自己……近日，王乔山犯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8年。然而，在入狱前的6年中，王乔山一直在美国生活，且就快要拿到绿卡，但最终他仍选择投案自首，回国接受审查。
　　在管教干部的带领下，白发苍苍的王乔山坐在记者面前。如果不是那身囚服，你很难将眼前的这个老人与阶下囚联系在一起。王乔山身板挺直，显得颇有风度。采访过程中，王乔山始终保持着自然得体的态度，只是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他的眼神流露出一丝痛楚。

　　退休后“翻了船”
　　我从小在上海长大，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当我可以从事城市建设这个把握城市发展脉络的工作时，我投入了自己所有的智慧与激情。尽管在退休后 “翻了船”，但我并不后悔从事这个行业。在时代的洪流中，难免会有一些人把握不准自己的方向，我只希望我的例子能警示后人，珍惜事业，敬畏法律，好好做人。
　　1957年，26岁的我被划为右派分子，从那以后，我不仅要从事很多强体力劳动，还要忍受着严重的政治歧视。1979年，我终于得以平反。我暗暗告诉自己，一定要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自由，在日后的工作中做出一番成绩，把失去的时光补回来。通过多年的努力，我从住宅办的小办事员逐渐做到了区土地规划局副局长。在领导岗位上，我一直表现得兢兢业业，取得过不少成绩。因为工作出色，退休后我又接到了区建设委员会的聘书，他们聘请我组建公司，开发建设当时区里几块大规模的绿地。
　　虽然已经年过花甲，但我觉得自己的精力仍然充沛，也很想继续在城市建设领域成就一番事业，于是就接受聘请，成立了L实业公司。因为公司缺少资金，我决定先通过开发房地产，赚到一定的资金后，再进行绿地建设。
　　多少年来，上海人有一个最不愿与外人道的话题——住房，那是他们的心头之痛。安居才能乐业，所以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难，成了关乎上海发展和稳定的大问题。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上海旧城改造大潮中的主力军，参与了全市规模最大的旧改基地“两湾一宅”的启动。我们主要从事的是旧区改造项目，当时区里尚有不少棚户区，我们的工作是将这些棚户区改造成商品房，并指导居民搬迁去别处。
　　上世纪90年代初期，股份合作制的公司正在试点中。继L实业公司之后，我又成立了L城市建设公司，公司后来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我担任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1993年到1995年，L实业公司接到3个建造动迁房的项目，项目由L股份公司承接，3个项目的管理费合计300多万人民币。因为我拥有L股份公司51%的股份，所以分到100多万人民币，还有200多万分给公司其他股东。
　　1995年，我的大儿子代表日本的一家公司与我的股份公司合作，希望成立一个保安设备公司。因为成立公司需要一笔验资款，为了帮儿子一把，我就用L实业公司的钱借给他们作为验资款。
　　这两件事，便是日后作为我定罪依据的重要事实。后来，法院的判决书上认定，国企L实业公司事实上是一个空壳，而其与股份公司之间的项目承接没有合同，所以判我贪污390万，其中自己侵吞100多万。而我拨给儿子的验资款，则判为挪用公款。
　　坦白地说，那时的我是两个公司的老总，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说了算，所以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犯罪！现在回想起来，即便是再后悔痛惜，也无济于事了。

　　放弃绿卡回国自首
　　1999年，政府为了鼓励年轻干部的发展，将1993年聘用的一批老干部集体解聘。解聘前，对我进行了审计和移交，这时还没有查出我有问题。2000年，因为我在做房产时有一笔50万美金的欠款一直未收，而欠款公司远在美国，所以我决定去美国讨债。可是，就在我追回债务准备回国时，却发现已被国内通缉。
　　回国，就会被审查；不回国，在美国我又举目无亲。犹豫再三，我还是决定留在美国。我写了一封信回来，表示讨债的钱我已经收到，但我的年纪大了，已经没有精力再接受审查。
　　当时，我去美国只是为了讨债，却没想到要在那里呆上6年。随着生活开销的逐渐透支，我必须要做点事情来养活自己。那时，美国刚发生9·11事变，经济大萧条，我意识到：在这样的时候，美国政府应该是希望用房产来维持美国经济的，而我既不懂英文，也不会别的生活技能，只能试着在美国做房地产生意。
　　凭着多年来对房地产业的深刻了解，我的生意做得不错，维持自己的生活可以说是绰绰有余。就是现在，我在美国仍有4栋房产。可是，一个人的日子总是难以打发，周围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我开始无法忍受那种寂寞和孤独。
　　经过慎重权衡，2006年，我决定回国自首。当时，我已经即将拿到绿卡，以后有可能成为一名美国公民了。回国，就会失去即将获得的“自由”，但我决定放弃。出发前，我主动与上海的检察机关取得联系，并把我的机票传真过去。当我从美国回到上海，一下飞机，等待我的就是检察院的工作人员。
　　是的，我终于还是走进了大墙。尽管我本可以拥有自由，但有时候，充满孤独感的自由更让我觉得痛苦，也许只有自首，才能让我安心地度过后半生。
　　当我回国见到老伴时，她有些抱怨地说：“你看，在美国好还是在监狱好？”
　　我苦笑，并未作答。我知道老伴心疼我，可她并不完全了解。我那年已经75岁了，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那种孤独感是多么可怕！虽然一个人住一栋很大的房子，有高级的小轿车，却没有人跟你交流，周围是无法沟通的语言以及充满隔阂的文化差异，我无法忍受。

　　在机遇中迷失自我
　　从1979年平反到入狱前，我的大半辈子都在做城市建设、房地产这行，对这个行当总能够很快地摸清规律。是的，我做了太久这行，住宅办主任，城建办主任，规划局副局长……我对这个行业是有感情的，也是有感触的。
　　我常常会反思，自己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在自己岗位工作的十几年，我从来没有贪污过，可是退休后，我却做了不该做的事。为什么？
　　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的形势变化得太快了。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经济转轨的重要时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目睹了中国经济变化的全过程。
　　在当时房地产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我的公司已经具备了很强的实力，至少建设了十几幢25层以上的高层楼房，现在很多知名的房产开发公司都没有我们当年的规模那么大。但这样的高速发展既是机遇，也是充满诱惑的陷阱。
　　退休后能够继续在企业中工作，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人生历练机会，但在机会中，我迷失了。我拥有两个公司，如果我能处理好这两个公司的关系，肯定能创出一番伟业。但是，作为最高层领导，无人对我进行监管，所有的事情都由我一人做主，制度的缺失加上自己的私心，我犯下了无法饶恕的罪错。
　　现在的我失去了自由，但在这些日子中，我也学到了很多。我有时间去思考自己的大半生，去反思自己的罪错。我有3个儿子，1个女儿。大儿子去日本工作过几年，他脾气有些古怪，不太善于和人交往，也不是很会做生意，我当时希望通过我的力量帮他一把，让他的事业能够有些起色。可人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现在的他没有工作，在家待岗。我的老伴比我大1岁，她身体不好，有糖尿病和高血压，可是她和子女都会经常来这里看我。至于媳妇和孙子孙女这一辈，我坚持不让他们来看我，特别是小孩子，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这里，针对老年人的康复性劳动让我的身体得到了锻炼，虽然我的年事已高，但仍期盼着服刑期满，可以与亲人团聚。   
　　据《上海法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