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靶标]
　　8月25日下午，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乔斌（化名）诉深圳市司法局信息公开一案，乔斌在庭审中表示，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被告应依法积极处理我的政务公开申请，但其不依法履行政务公开义务，对我的政务公开申请至今未有任何答复（《21世纪经济报道》8月26日）。
　　作为打造透明政府、阳光政府、法治政府的重要行政法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颁布以来，就被公众寄予厚望。但这部行政法规自今年5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以来，效果不容乐观，各地多起诉讼指向了政府在信息公开上的不作为。
　　今年5月5日，湖南省汝城县黄由俭等5人将汝城县人民政府告上了法庭，原因在于向县政府申请公开信息遭拒；6月19日，北京市民金女士将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局告上了法庭，原因是该局拒绝自己查询房产档案；6月23日，知名律师郝劲松向西安市莲湖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陕西省林业厅公开华南虎鉴定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公开案”的频现，正反映了公众对于自身信息公开权利能否真正实现的焦虑。
　　政府在信息公开上负有法定义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对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等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对于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应当及时回复，符合公开条件的应当及时公开。此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还规定了监督考核制度、社会评议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等。但对于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来说，他们显然长期习惯于“暗箱操作”，习惯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维，对于民众要求信息公开、监督政府的诉求，能推则推。
　　当政府对公民的信息公开诉求无法给予满足时，公民只能转而求助于诉讼，倒逼政府进行信息公开，满足自身信息公开的权利。正如深圳“信息公开案”中原告乔斌所说：此次诉讼目的不是为了让“被告赔偿我因本案产生的打印费及复印费人民币2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而是觉得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实施以来，很多政府部门并没有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精神办事，所以此次诉讼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

　　[一语中的]
　　信息公开案背后，更多是公民对于自身权利能否真正得到政府兑现的焦虑。“徒法不足以自行”，许多法定权利的实现都需要诉讼来推进。因此，信息公开案频现本身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