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靶标]
　　日前，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传出消息，近期制订《深圳经济特区无线电管理条例》时，将试点引入立法辩论机制，召集部分常委会委员、人大代表、专家、行业人士和公众代表，就条例草案中的主要制度和内容进行公开辩论，这一举措开全国之先河（据《深圳商报》）。

　　让不同的意见通过公开的讨论和辩论达成共识，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在社会利益日趋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立法作为高层次的公共决策，面临日趋激烈的矛盾和冲突，而辩论这一民主程序，恰恰为充分表达、公平博弈提供了最大空间，而在辩论基础上达成的立法共识，是提高立法质量的根本。
　　从深圳目前的改革设想看，拟定参与立法辩论的既有部分执掌立法审议权、表决权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也有专家、公众代表等公民群体，这样的立法辩论虽然参与面更广，但类似于过去的“立法听证”。我以为，立法机关更应当构建起立法辩论机制。事实上，这也是法治发达国家必备的立法程序。
　　目前，通过征求公民立法意见、立法听证、媒体开展立法讨论等等，已为公民参与立法提供了广阔的意见渠道。而在立法机关内部，立法辩论程序却付诸阙如。假如仅仅将立法辩论机制引入社会层面而立法机关内部缺失，不利于对公民立法诉求的合理筛选和平衡，甚至难以阻挡一些情绪性“民意”对立法的冲击。
　　将辩论程序引入立法机关的立法审议制度，当是未来立法改革的方向。这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其一，不同民意群体在立法机构有体现各自立法诉求的代言者；其二，审议者需要具有足够的代言勇气、专业能力和辩论技巧。否则，立法辩论程序即使建立，恐怕也是欲速却不达。
　　2000年出台的立法法并未在法律案审议制度中明确设计辩论程序。最为接近的一条规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草案时，根据需要，可以召开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对法律草案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当下较为现实的方案是，可以将立法法所规定的联组会议、全体会议立法讨论这一“准立法辩论”程序，推广至各级人大及常委会，并从选择型的制度设计变成常态型的审议机制。待时机成熟之时，进一步确立对抗性的辩论程序，使激烈有序的立法辩论成为我国立法审议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