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都江堰救援现场工作的医疗队已经工作了3天。昨天上午，记者再一次联系省消防医院马杰院长，她依然在忙着。“现在，医疗救援队中16名男同志接到紧急任务，部队要在中午12点开拔，奔赴汶川。我和其他4名女同志继续坚守在都江堰。”
　　马院长说，由于连续工作时间太长，她的思绪已经有些混乱，脑子很痛，“原谅我无法为你组织非常有条理的语言，总之我看到的每一个情景都令人感动。到现在，医疗队已经救治1000多人了。大家都累坏了。”来到都江堰以后，医疗队的食品都是面包和榨菜，没有吃过新鲜蔬菜和水果，“不过，有一名战地记者给我们送来飞机上的盒饭，还有一些香蕉，让大家非常地感动。”
　　从电话里，记者听出了马院长的身边正在召开一个紧急会议。一个男人响亮地说，对的，女同志不适合去。马院长说，那是医疗队徐建敏政治委员的声音。16名男性救援队员马上就要去汶川了，他们只带了一个背包，里面都是药品。中午12点左右就要出发了，但是怎么去汶川却还是个未知数。坐直升机还是走水路？不过队员们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即使是徒步，也要进入汶川。因为那里的群众太需要医疗救治了。

　　通讯员发自都江堰的报道
　　马院长所说的“战地记者”其实是省消防总队宣传干部蒋孝辉。上午11点30分，他给记者发来了最前沿的报道（略有删节）：
　　5月14日11时我接到命令，乘飞机赶赴成都。乘务长达晓菁告诉我，为了能多给灾区运送一些救灾物资和飞机飞行平衡需要，原来满载的飞机只上了20名乘客。
　　我边上坐着一位在浙江务工的四川绵竹籍39岁男子李永琦。他一脸的凝重，拿着水杯的双手在不停地颤抖。3年前，李永琦来到浙江诸暨市城西开发区新宏达袜业打工。在这次地震中，他8岁的侄子和39岁的妹夫遇难。他所在企业的董事长何朝阳拿出1万元让李永琦购买一些药品、食品带到灾区，厂里也捐了6600元，并表示灾后将联合当地政府在灾区建立一所希望小学。
　　由于乘客减少，飞机上余下了不少的盒饭和水果。乘务长达晓菁委托我将飞机上多余的50多份盒饭、水果都带到一线给灾区群众吃。我一直在考虑下飞机后，怎么将药品、救援器材等十个包裹送到都江堰救援现场，现在又多了送盒饭的任务。
　　由于去都江堰的成灌高速专门用来运输救灾物资，没有通行证一般不准出租车和私家车通行，而救援部队没有汽车来接我，正在左右为难之际，我结识了正在机场办事的四川省浙江商会常务副会长徐红明，他二话没说就让我上车，送我前往都江堰。徐红明说，四川省浙江商会已经组织了1400万元的现金和物资，已经有一部分送达灾区。
　　进入都江堰市区，隔几步就能看到破损倒塌的房子，到处都是正在全力抢险的救援人员。不少居民把床安在大街上。看到我从飞机上带过去的香蕉、矿泉水、盒饭时，医疗队队员根本舍不得吃，马上拿出来分给了在场的群众和其他救援队员。看到群众吃得很香，医疗队的队员们都说，我们口水流得再多都值。群众激动地说，太谢谢了。
　　22时，现场来了两名18岁的女高中生，她们是徒步从阿坝州的一个中学出来的。她们的鞋全都是泥巴，而且鞋底已经撕裂（这样的鞋还是从受灾现场捡来的），脚趾都露在了外面，小腿肚上是一道道的划痕，并有淤血。我们的医护人员马上对她们进行了消毒、包扎并免费配送了消炎药品。
　　前来就诊的群众一拨接着一拨……22时30分，临时电源才接到了医疗队。
　　5月15日凌晨1时，帐篷里感觉气温下降很明显，穿上两件外套，后背还是觉得凉得很。好多灾民没有睡觉的地方，有好几位群众就坐在我们医疗桌前，睡着了。现场的帐篷太缺了。不时有拉着警报的救护车从我们面前经过。大约1时20分许，正在写稿的我感到了强烈的余震。但在场的医护人员都很镇定，首先想到的是安慰前来就诊的群众，让他们不要怕，不要慌。

　　16名男队员奔赴汶川
　　与蒋孝辉的联系一直是断断续续的，网络的信号十分不稳定。他还没来得及写完稿子，就要出发了。他说，他们什么也不带，就一个很重的包，很重，很重，里面除了药品就只有一壶水。记者问他，到汶川要多长时间？他说，不知道。又问他，没有食品，你们路上吃什么？他也说，不知道。
　　其实，每个人心头都忐忑不安，可是却异常的坚定，因为要赶紧奔赴最艰苦的地方去救助更需要帮助的人。中午11点40分，记者又一次联系了徐建敏政治委员。他接通了电话，但是没有说话。从电话中，记者听出，他正在对医疗队下达命令。医疗队被分成了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均任命了组长和副组长。每当徐建敏点到某个人名字的时候，我就能清晰地听到铿锵有力的回答：“到！”。不久，电话突然中断。
　　下午，记者和徐建敏又一次短暂地通了话。他说，他们很可能马上就要出发前往汶川。而每一名救援人员的身上都背满了60斤的药品。
　　“我们先坐7个小时的车，然后步行36公里的山路前进，如果顺利的话，8个小时后就能到汶川县城……”没等蒋孝辉说完，电话又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