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赵国秋
　　整理  陈卓

　　4月28日，山东省境内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卫生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公室紧急委派国家卫生部心理应急专家、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赵国秋率心理干预专家奔赴现场。
　　这已经不是赵国秋第一次“临危受命”了。这场从千里之外送上的心理救援，和正在当地进行的对伤员们的身体救助同时展开，他们争分夺秒，与病魔赛跑。心理干预专家们在淄博市开展的长达100多个小时的心理紧急救援，使数百人摆脱或减轻了心灵的创伤。
　　同时，这次突发事件的成功处置再次让赵国秋深刻地认识到立法问题的刻不容缓。他呼吁国家尽早出台《精神卫生法》，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在灾后救援工作中必须把心理危机干预纳入其中，与医疗救助、疾病预防控制、物质救灾同步开展，为最需要的人送上“心灵鸡汤”，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救灾理念。

　　小静的心理干预故事

　　4月28日，我接到卫生部通知的时候正在北京开会，于是，我将本来飞往杭州的机票换成了飞往济南的机票，同时马上通过电话指挥组织杭州的专家赶赴济南。
　　4月29日下午2点，我坐的飞机在济南的机场降落。等了大约2个多小时，杭州的5位专家也飞到济南。会合后，我们立即赶往出事现场。
　　此次干预活动我们浙江去了6位专家，山东省和淄博市派了共20位专家，公安部也派了一位专家。卫生部指令我带队，我将这些专家分成5组分别开展工作。我自己带队的那组前往淄博市中心医院，那里是伤员最多、伤员伤势最重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任务最艰巨的地方之一。
　　专家组日夜加班，部署各项工作，制订危机干预实施方案，编制、印刷心理危机干预评估工具和相关宣传资料。截止到5月1日晚，我们的工作组在一天半的时间里就已经对5所医院156名住院的事故伤员进行了初次访谈、心理评估、危机动力分析和初步的心理干预。结果发现，大约有25%的人有中等程度以上的急性应激反应，也就是说，这些人急需心理干预。
　　这种心灵受创的人群，最好的治疗时间是在事故发生后的72小时内，最好不要超过100小时。如果错过了，不仅治疗效果差，而且会带来严重的后遗症。这次心理危机干预非常及时，为受伤的乘客有效地减轻了精神压力。
　　虽然经历了太多的场面，无论惊险的、感动的还是愤怒的，我们早已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每次到达事发现场，总还是会有那么一两件事情会对我产生影响，给我极大的震撼。唏嘘不已之外，是对人生更深层次的思考。
　　这次去，有一个例子让我印象太深刻了。
　　那是一位刚完婚的女大学生小静（化名），她这次上路，是把前来祝贺的父母、弟弟以及小侄女送回青岛老家去。因为卧铺票不够，新郎和小静的弟弟买了坐票——因此，他们躲过了这场灾难；而小静、父母和2岁半的小侄女刚好乘坐在同一个卧铺车厢。事故发生后，她的父亲和小侄女死亡，母亲重伤。
　　等到我们赶到医院的时候，小静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她不断地自责，觉得当时是自己没有及时救助，才会导致亲人惨死。同时，那些残酷的画面不断闪回，父亲的微笑、侄女“姑姑抱我”的叫声连连入梦，“折磨”得她无法入睡或是一睡便惊醒。
　　我们采用的方法是，让小静先把当时的情况尽量地说出来，耐心听完她的叙述。
　　小静清楚地记得事故发生之前，每个亲人的样子，以及他们在她心中投下的温暖印记。
　　漂亮、聪明的小侄女和小静非常要好，睡觉前吵着要小静抱她。小静的母亲为此还呵斥了小侄女几句，小侄女这才不情愿地睡觉了。小静说，入睡前，她悄悄地去看过小侄女，小侄女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因为委屈而留下的泪珠，多么惹人怜爱。事故发生后，如此鲜活的一个小生命随风而逝，小静后悔不已：当初我要是在她脸上亲上一口多好啊！
 　　还有父亲，小静最爱的父亲。当小静半夜起身时，看见父亲正坐在车窗旁的小凳子上，眼睛望着窗外，说自己想去看看大海。过了一会儿，等小静折回来准备继续睡觉时，父亲朝她笑了一下。小静说，她太熟悉这个笑容了，也只有她才懂得这个笑容，这是一位父亲对自己女儿如此满意的微笑，他为女儿的优秀、为女儿找到了一个值得托付的好丈夫感到发自内心的欢喜。这就是父女之间的默契，不需要言语。
　　“我是带着无限的幸福入睡的。”小静说起这些，让人动容。
　　可是，等小静再次醒来的时候，无限的痛苦正在等着她。她发现自己伤得很重，一只耳朵也快要掉了，脸上全是血，情急之下，她用一个枕套捂住耳朵，赶紧呼救。小静很快获救了。可等她回过神来，却发现更多的痛苦在等着她——在这场事故中，她失去了如此重要的人——父亲和小侄女再也回不来了，重伤的母亲正在抢救中。
　　小静说，父亲从小最疼她，总觉得女儿将来要嫁人了，想宠也没得宠了。她永远记得父亲对她的好。可是现在，父亲再也回不来了，她再也得不到父亲的宠爱，也无法报答父亲的宠爱了。“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想到他们，我怎么那么自私！”小静反复地重复着。
　　小静学历较高，无论是对事故发生时的情况还是对家人的感情，都表述得非常清楚。我带队的这组，除了我以外其余的都是女专家，等小静说完，这份真情让她们个个泪流满面。我也有深爱的女儿，也非常能体会这份感情，但当时，我们最迫切的还是要帮助小静摆脱心理问题。
　　我了解了小静的情况后，赶紧对她进行心理干预。我告诉她，一个人在紧张恐惧的时候，反应是非常迟钝的，注意范围也会非常小。就像小静肯定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考试的时候会焦虑，有时连最简单的题目也做不出来。所以，她在自己遇难被救的时候没有想到其他的亲人，是一种完全正常的心理状态，绝对和她本人的品质无关，绝对不是一种自私的表现。
　　“噢，原来是这样啊！我理解了……”小静听了，平静了很多，她说，如果没有人给她这样一个解释，她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
　　针对小静说她脑子里不断有各种画面跳出，我又帮助她粉碎了那些创伤性画面，使之不再侵袭小静。
　　小静终于渐渐回归了平静。虽然丧亲之痛无法改变，但至少她懂得理智地去面对了。

　　医护人员同样需要心理干预

　　这就是我们心理干预工作者的现状：以最快速度到达突发事件的第一线，总是见到世间最残酷的一面，但也往往有机会见到世间最真诚的那一面。
　　我们的医生救助了那么多的伤员和病人，可是，我经常感叹，又有谁能来救我们的医生呢？在这次事故中也一样，所有的医生都非常敬业，时刻忙碌。但同时，他们的内心也逐渐积攒了很多的问题，需要专业的疏导和治疗。
　　有一位医生，他在第一时间赶到了事故发生现场，亲眼目睹了很多悲惨的画面，还有让他动容的人和事。母亲抱着孩子，尸体都被压得不成样子了，但母亲的手仍然紧紧地抱着孩子。工作人员想将母亲的手掰开，却怎么也掰不开。医生说，你们别掰了，就让她们这样吧，我签字就是了。还有一对情侣，也许事故发生的那一霎他们并没有拥抱在一起，可是他们下意识的反应是向对方伸出了双臂。尸体已经僵硬，男孩子紧紧地用身体保护着女孩子，两人也无法分开。就这样，又是一个担架上放了两份死亡鉴定书。
　　这位医生有着丰富的经验和阅历，却因太多的悲痛和感动扑面而来，同时每天要稳定情绪进行大量的救助手术，他的内心十分的压抑，只有在晚上，惟一的休息时间里记日记，写着写着就十多页了。否则，他根本无法入睡。他无法和别人诉说内心的痛苦，却又不得不默默承受。
　　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我就亲眼目睹了医生和护士开着会，却因巨大的悲痛无法继续，人人泪流满面。
　　这次，我们也给一些医生和护士采用了CISD技术（“严重事件晤谈”，心理干预中的一种技术）治疗，帮助他们渡过心理上的难关。不过，我们的时间实在太紧（回来有医生算了一下，在山东的6天里，我们连续工作了上百个小时，每天睡眠时间只有5小时左右），而且，我们首先要保证为急需救助的伤员开展治疗——但这并不表示，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工作人员不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实际上，不少参与现场救援的人也深受刺激，出现了轻微的癔症。
　　张平（化名）是这次事故中的列车员，虽然没有身体上的伤害，但在参与救援后，他发现自己的脖子竟然歪了，而且怎么查都查不出问题的症结。我对他进行心理辅导后发现，他患的是一种突发性的心理癔症，是他在不断救人的过程中受到强烈刺激导致恐惧造成的。我采用的是一边对他进行心理干预、一边慢慢扶着他的脖子的方法。渐渐地，一个多小时后，他的脖子终于直了过来。
　　我觉得，突发事件中，所有进入到救助现场的工作人员，包括在后方的医务人员，都需要非常及时准确的心理干预。这个重要性绝不亚于对伤员的心理干预。

　　精神卫生立法迫在眉睫

　　遇到的事情越多，受到的触动越大，我就越觉得应该将心理干预纳入法制轨道。几乎重大的突发性事件，我们都会亲临现场，因此也耳闻目睹了许多“哀莫大于心死”的事例——亲人没了，房子没了，给钱也没用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而灾后自杀数字及精神科门诊量的攀升，也时时提醒着我们：传统救灾方式（给钱给物）急需添加新的内容，那就是拯救心灵，以防二次伤害。
　　我现在是政协委员，也曾当选过人大代表。我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不断呼吁建立心理干预的重要性。我在每年的两会上，都会以议案或者提案的形式推动心理干预进入决策者视野。
　　1998年，杭州市委把精神卫生纳入到精神文明范畴；2004年5月，“杭州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挂牌，现其已经成为全国首家“政府牵头，社会参与，统一规划，全面实施”的政府心理危机干预机构，目的是最大限度满足“心灵修复与重建”的需要。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降临时，平时的精神科医生便成为干预救援队队员——业内称此为“杭州模式”。仅在去年，这支队伍就对10000多人次有各种心理障碍的病患者进行心理援助，成功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我记得在今年年初的春运期间，我们干预小组对数万滞留旅客进行了心理援助，对上千名有严重心理障碍者进行面对面的心理辅导，使得杭州春运期间无一人有伤人或自残行为。
　　尽管如此，我还是建议国家要尽快出台《精神卫生法》，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在灾后救援工作中必须把心理危机干预纳入其中，与医疗救助、疾病预防控制、物质救灾同步开展。只有这样，一旦灾情发生，就能上下联动，迅速实施有程序有节奏的心理危机干预，为最需要的人送上“心灵鸡汤”，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救灾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