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杨晓霞
　　整理：陈岚

　　2008年1月21日，浙江1000多万外来务工者当中，诞生了首位全国人大代表。她叫杨晓霞，是个27岁的江西姑娘，在宁波维科精华家纺有限公司打工10年。
　　作为全省首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外来务工者，很多人把目光聚焦在了这个朴实的姑娘身上。众多媒体纷至沓来，杨晓霞显得有些羞涩。面对前来采访她的记者，她总是以“我的故事其实很平凡”反复推辞；而面对自己肩负的使命，她又表现出认真和执着，无数次地对记者强调：“我有责任为打工者说话。”

　　父亲说：无论干哪一行，只要肯吃苦，人家都会看得起你
　　我出生在江西省铅山县的农村，父母都是朴实的农民，家里有4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二。在长辈们眼里，我从小就是个听话的孩子，从来不和兄弟姐妹争抢什么；父母让我做什么，我总是认真地做，从不埋怨。
　　或许是很好地遗传了父亲与世无争的性格，所以在几个孩子当中，父亲一直最疼爱我。父亲虽然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没什么文化，但却时常跟我讲些做人处事的道理。无形当中，他的很多话就成了我日后的行为准则。
　　小时候家里条件比较困难，孩子又多，所以我念到初中毕业就没有再读书了。毕业之后，我跟着老家的师傅学裁缝。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想法真的很简单也很幼稚，只是觉得，学会了做衣服，想穿什么都可以自己做，那就永远有穿不完的衣服了。好在当时父母也挺支持我的，因为他们觉得女孩子能有一门手艺，就可以养活自己了。
　　17岁那年，在宁波打工的姐姐打电话回家和我说，宁波是个不错的地方，经济发达，她出来打工后，连人都变漂亮了。在姐姐的鼓动下，刚学了一年多裁缝手艺的我，也跟着出了门。
　　临走的前晚，父亲叮嘱说，在外千万别怕吃苦。无论干哪一行，只要肯吃苦，人家都会看得起你。
　　刚到宁波，我在宁波服装七厂做了一名缝纫女工，也算是学以致用。每当想到自己不但能够赚钱养活自己，而且还能攒下钱寄回家去给父母，让他们减轻些负担，我心里就特别兴奋。那时候，我总是用父亲的话激励自己，干活也充满了劲头。
　　
　　师傅说：干我们这一行的，只要肯下功夫，熟能生巧
　　好景不长。当时我打工的厂子不太景气，才做了几个月，就被并入了现在的维科精华家纺。我的工作也从之前的制作服装，变成了制作家纺。
　　可能外行人看起来，两者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按着图纸裁剪缝纫。但事实上，两者的制作过程和工艺在很多地方都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意味着，我必须从头学起。
　　当时厂里给我们请了师傅，让大家边学边做。因为是新人，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只能接触和制作一些传统、简单的式样。但是那时候，看到技术熟练的老员工在试做新样品时，我心里总是痒痒的，有种跃跃欲试的感觉，所以，我决定狠练基本功。
　　过了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技术渐渐有了把握，于是，我壮起胆子，去问师傅要来那些新样品的图纸，打算自己回家琢磨。没想到师傅竟同意了，更没想到，当我拿自己反复试做了几个晚上的样品给师傅看时，她表示很满意，还让我教给身边的姐妹。
　　那次的事，对我的鼓励非常大。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天比别人早一个小时上班，晚一个小时下班，苦练缝纫技法。因为师傅说过，干我们这行，只要肯下功夫，熟能生巧。
　　这十年间，我从一个普通的缝纫女工做到了现在的质量检验员，但有一个习惯一直坚持了下来。每次一有新产品的图纸出来，我都第一时间拿来研究，自己掌握了缝纫技法之后，就毫无保留地教给身边的女工姐妹。一般来说，一些款式简单的家纺产品，每人每天可完成100套；稍复杂些的，每人每天可以做几十套。但如果是试验一套新样品，往往花一整天时间都做不完，这样的经历虽然辛苦，但从中却能收获不少。
　　有一次，做一个带封边的新款枕套，有一段压边特别难做，效果一直不好。于是，我提议其他同事试用我推荐的一种方法。结果出来的效果很好，大家很开心。之后只要碰上问题，她们就会主动来问我。渐渐地，我也成了别人的师傅。这10年下来，我带出的徒弟已经有400多个了，现在我们车间里的这一百来号人，全都是我的徒弟，其中有不少还比我年纪大呢。
　　
　　领导说：你要面对从生产标兵到人大代表的角色转换
　　作为一个外来务工人员，能在一个充满包容和活力的公司里，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我觉得自己真的特别幸运。每年我们公司都会有一个技术大比武，这给了像我这样的普通员工崭露头角的机会。除此之外，我还当选过宁波市劳模、十大外来务工明星。现在拥有的这些，我很珍惜，也很感恩。
　　去年，我当选了宁波市人大代表，那次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虽然会议开始之前，我也做了一些准备，但心里还是特别紧张。来到会场上，发现身边坐着的人，好多是公司的总经理、学校的校长。当时我整个人都蒙了。总觉得人家见识比我广，想得比我深，自己坐在他们当中，特别不好意思。不过后来我反过来想想，投票的时候，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也有表达自己想法的权利，心里也就不那么紧张了。
　　这次，听到自己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还是全省第一个外来务工者代表的时候，我刚好坐在下班回家的公交车上。当时只是对着电话“噢”了一声，说实话，并没有心跳加速特别激动的感觉。第一反应想的就是，这下终于有机会去北京了。
　　倒是家里人的反应，比我自己强烈得多。记得回到家时，我母亲和丈夫正坐在出租房的餐桌旁吃饭。我把这事儿一说，母亲显得有些激动，她还让我又重复了一遍。而平时话不多的丈夫，则跑到一边开了瓶啤酒，笑着对我说：“来，我们干一杯吧！”
　　回到公司，我把这个消息捂了两天，没有跟身边的任何同事说起，直到两天后领导在车间里宣布了，大伙才知道。
　　后来的几天，我们公司的领导和宁波市人大常委会的相关领导，都来找我谈话；车间里的同事也马上找到了我，让我帮民工说说话。这都让我感觉到了不小的压力。
　　领导说，从此以后，你要面临一个角色的转换，从生产标兵到人大代表的转换。
　　
　　我明白：我有责任为打工者说话
　　我明白他们的意思，自己一直以来，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在业务能力的提高上，对民工权益维护和保障这些问题的关注，相对少了些。但是现在，我已不仅仅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了所有像我一样的外来务工者。
　　打工者中的人大代表——这不仅仅是一个标签、一个荣誉，而是我的优势和我的使命。我从打工者中来，所以有更多的机会也更需要去关注这个群体的生活和要求，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权益。
　　今年3月份，我就要去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我挺期待的。但是说实话，心理压力也挺大。从现在开始，我要更关注身边社会热点问题，要多看报纸杂志。
　　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春运，因为在这点上，我有挺深的体会。民工工作一整年，平时苦一点累一点都没什么，只是每年回家都特别辛苦。像来自四川、湖南的打工者，每年春节期间，花在路途上的时间就占了一半，回家和亲人团聚没几天，又得往回赶。所以，我希望给民工们的春节假期可以稍微长一些，让他们能走得轻松一点。
　　我不知道这个事能不能作为一个议案。总之接下来这段时间，我打算走访一些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区，好好听听他们的想法，了解他们最迫切的需要；同时去走访一些相关部门，收集有用的资料。
　　我们公司党委书记说了，公司会给我足够的时间，来承担起全国人大代表的职责。我相信在周围人的支持下，我一定不负众望，很好地完成这个庄严而神圣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