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底的时候，“执行难”这个词总和“欠薪”一样热门。可是，执行到底有多难？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恐怕很难体会个中滋味。
　　以往，我们常以旁观者的姿态观察法官上门执行的全过程，看到的是执行的艰难。今天，我们直接和陷于困境的申请执行人面对面，看到的却是“执行难”背后的艰辛。
　　也许，只有看到了这些艰辛，你才会明白，为什么“执行难”必须破解，而司法部门、社会各界又是为什么要把“执行难”作为一项关乎司法权威、和谐社会的工作来抓。

　　8年了，50个残疾人的希望一点点破灭

　　姚厂长是金华一家童车厂的厂长。之所以记者在采访时还叫他“姚厂长”，是因为在法律上这家厂还在，员工也还在，偶尔也进行少量的生产。不过，厂里的大部分工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呆在家里无所事事。
　　这家童车厂是福利企业，有50名残疾人员工。曾经，是这家厂给这50名残疾人带来了希望和幸福。不过，这样的希望在1997年开始发生变化。
　　当时，童车厂给宁波的一家集团公司提供童车配件。按照企业间的潜规则，供货方得将一笔资金（货款）“押”在购货方，除非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就这样，童车厂“押”了50多万元的货款在这家集团公司。
　　直到1999年，集团公司依然没有支付这笔货款，小小的童车厂因此陷入了资金周转困境，进而停产停工。
　　无奈，姚厂长代表童车厂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该集团限期归还货款。可是，胜诉了的童车厂仍未能脱离困境，因为数十次的执行，都因为该集团资不抵债而宣告失败——不是厂房等资产已经因为欠银行的贷款而抵了债，就是厂房内的机器设备等被先一步起诉的债权人执行一空。童车厂花费了7万多元钱，请了律师、交了诉讼费和执行费，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到后来，连这家集团公司的老板也不知所踪。
　　如今，童车厂的厂区内早已是遍地野草，厂房内所有值几个钱的东西也已被变卖用来支付职工工资。“福利工厂生产的并非是高科技产品，产品的附加值本身就很低，利润空间极小，即使正常生产和销售，也只能给厂里的职工一个生活上的保障。这50多万元欠款，一下子就让福利厂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姚厂长说，从1999年起诉到现在，已经8年过去了，他早已经断了拿回那50多万血汗钱的念头，现在，他唯一想的就是如何将已经欠了职工8年的那部分工资给偿还掉。
　　柳师傅是厂里的老员工，今年52岁了。由于厂里目前基本没有进行生产，他也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柳师傅非常留恋当初有活干的时候，虽说收入不高，却吃穿不愁，因此，他还是时常到厂里转转，看看厂里需要干些什么。
　　“我真的希望厂里能够再好起来，倒不是我们希望得到什么。因为，如果这家公司能把50多万元还给厂里，那我们50多个残疾人的生活就有了希望！”柳师傅说道，语音悲戚。

　　半年里，一个小康之家被一次车祸拖垮

　　家住杭州海月花园的张先生正在和自己的疾病以及一股“怨气”作斗争。他身上的病痛是几年前的一次车祸留下的，而“怨气”，则是因为肇事司机已亡、车主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2002年4月的一个晚上，张先生带余杭的几个朋友一起到临安谈生意。因为返回时天色已晚，他们就搭乘了其中一位余杭人的桑塔纳轿车一起回杭，车上连驾驶员共有5个人。
　　不料，车子刚刚进入余杭，驾驶员就因过于疲劳，将车一头撞到了一棵直径40多厘米粗的大树上。瞬间，一死四伤，驾驶员当场死亡，张先生颈椎骨折，另外3人全部重伤。
　　半年后，伤者陆续起诉索赔。由于驾驶员是车主雇的且已死亡，所以赔偿责任都落到了车主身上。但是，谁都没想到，这个拥有轿车的、看似财大气粗的车主竟然除了一辆桑塔纳和一间位于余杭乡下的简易房子外，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
　　很快，张先生家陷入了困境。此前，张先生一直是这个家的支柱，可是现在，不仅支柱倒了，还得负担高额的医疗费，加上女儿上高中又需要很多钱，张家的积蓄只支撑了半年。为了解决生活的困难，张先生的妻子外出做家政服务，这也令夫妻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现在脖子上还带着颈托、转身都极为困难的张先生显得非常沮丧，他说，本来他家的生活还算不错，因为自己做木材生意的年份长了，身边聚集了很多客户，一般每个月都有万把块钱的收益。而现在，已经花了十几万元治疗费，后续治疗费还没着落，他真的不知道今后的日子怎么过下去。
　　看着妻子每天疲惫的身影，张先生心如刀绞。“现在家政的工资是每个小时9块钱，家政公司要扣除2块钱管理费，老婆现在天出去干8个小时以上，累得不行，可我没有能力帮她。每次老婆回家把当天赚回来的钱交给我让我第二天买菜时，我真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执行风暴”正席卷全省

　　司法实践中司法救济的最终效果与当时的法制环境、法律体系等有着密切联系。大家都说执行难，执行到底难在哪里？这其实也是一项“综合治理”工程。而浙江的做法是：恩威并重。
　　目前，强有力的“执行风暴”正席卷全省。一些地方法院出台举措，对抗拒执行的“老赖”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前，法院将限制其参加娱乐宴请、住宾馆、外出旅游等高消费及出国出境、投资开业、购车置房、招投标等活动。如果“老赖”违反规定，一经查实，则将依法予以处罚、司法拘留，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有的法院则大力推出“联动威慑大网”，力图破解执行难的问题。海盐县去年就制定下发了《海盐县执行工作联动威慑机制实施办法》，明确了公安、工商、建设、国土、房管、税务、金融、纪检、组织等部门必须协助法院执行工作的各自工作职责，建立起了行之有效的执行威慑和执行联动机制。该县还定期召开全县执行工作联动威慑机制推进会，构建起“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参与、政协支持、各界配合、法院主办”的工作格局，努力解决“执行难”问题。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还首创了公开曝光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老赖”的详细信息的做法。这些详细信息包括他们的姓名、年龄、欠款事由及金额、详细住址、身份证号，甚至照片，以对“屡教不改”的“老赖”进行全面威慑。目前，这一做法，已经得到立法的确立——今年10月28日通过的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被执行人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人的信息等措施，形成社会监督合力，迫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
　　在加强执行力度的同时，我省的司法救济体系也日益完善，大批困难执行申请人获得救助。
　　为救助那些穷尽执行手段仍不能及时有效地保护其合法权益的困难群体，我省先在宁波、台州、嘉兴、温州等一些法院试行设立了执行救助基金。到2006年底，全省103个法院全部建立了司法救助基金，基金总额4868万元。
　　据了解，司法救助基金主要适用于三类案件（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案件；追索劳动报酬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交通肇事、工伤事故及其他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通常以申请执行人生活严重困难不能维持当地最低生活标准，且执行款项一时难以执行到位为标准。
　　截至今年4月，全省法院已对923名当事人发放救助款563.76万元，解决了一部分生活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的现实生活、医疗问题，体现了人民法院严肃司法活动中的人文关怀。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执行难”将得到有效的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