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联谊报》创办20年来的文史类作品选集《风云春秋》正式面世。
　　我省人文荟萃，历史积淀丰厚。尤其在20世纪，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可谓一时无出其右。《联谊报》辟有以征编近现代史和当代史为主的特色专版——“春秋”，旨在“让历史观照时代，让时代承托历史”。
　　这本《风云春秋》主要收录了浙江近现代史和当代史上的当事人、见证人和知情人提供的一些“三亲史料”，有许多是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记述者中，有的是名人的亲朋好友或知情者，有的是事件的参与者或目击者，也有的是文史研究者。他们阅历丰富，学识渊博，文笔严谨。所述之人和事，从不同的视角反映了某一时代的历史场景和社会现状。
　　该书根据其题材类型，分编为“三亲史料”、“两浙儿女”、“风云长廊”、“文化史潭”四小辑。现从其中摘取几小篇作简要介绍，以飨读者。

　　有关尼克松访华鲜为人知的历史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当时负责接待工作的陆和森，2004年再次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写了《尼克松访问杭州的有关史实》一文。
　　作者作此文的初衷其实很简单。
　　“尼克松访问杭州这件事，已经过去30多年了，当年的人员和场所，都已经变迁，社会上又有不少误传，笔者作为直接参与此事的当事人，有必要把当时的亲身经历加以整理，作为历史资料，以供他人参考。”
　　文中讲到了尼克松来杭州的时间和住地、在杭州的活动以及关于中美双方在杭州会谈的地点等相关问题。其中，有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
　　比如，周总理当时与尼克松一起游览西湖期间，“总理曾问起游船用什么动力，当得知用汽油时，总理说：‘西湖不能用汽油船。’从此以后，西湖游船都陆续改为电动船。”
　　再比如，尼克松访华，作为礼品向中国赠送4棵红杉树苗，周总理决定全部种在杭州，其中一棵种在花港公园湖边。“尼克松抵达时，树苗已经种好（有的文章曾提到尼克松和周总理亲自种下树苗，并举行栽种仪式，这是不确切的）。周总理当时曾说：‘树苗要种在更宽阔的地方，这个地方太狭隘。’后来就移栽到公园大草坪中间。”

　　丰子恺先生的杭州缘
　　《丰子恺先生的杭州缘》一文讲述了丰子恺先生生活中与杭州关系密切的许多重要片断。“西湖以及杭州，足足承载了他一生的感情、意气和趣味，以至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和精神家园。”
　　丰子恺一生与杭州有缘。
　　“1914年，丰子恺考取位于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丰子恺幸运地投身到了一个名师荟萃、新文化气氛浓郁的学术文化和艺术教育中心。尤其是与李叔同、夏丐尊两位恩师的相遇相知，不仅成就了他一世的英名，更为后世的文化传承留下了一段足以深长思之的佳话。”
　　文章以时间顺序从求学、慧悟、定居、佛缘和离去5个方面，将丰子恺与杭州的缘分娓娓道来。其中，也摘录了不少丰子恺自己书写的“杭州印象”。
　　时间转到1945年中秋，抗战胜利，丰子恺喜不自禁。“不知道一种什么力，终于使我厌弃重庆，而心向杭州。不知道一种什么心理，使我决然地舍弃了沙坪坝的衽席之安，而走上东归的崎岖之路。明知道今后衣食住行，要受一切的困苦；明知道此次复员，等于再逃一次难；然而大家情愿受苦，情愿逃难，拼命要回杭州，这是什么原故？自己也不知道。想来想去，大约是‘做人不能全为实利打算’的原故吧。”他这样解释重归杭州的缘由。

　　《四库全书》的抗战苦旅
　　《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抗战苦旅》一文，记述了“陈训慈等浙江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自杭州到龙泉，再到贵州，再到重庆，行程2000多公里，终于保全这黄河以南惟一的一部《四库全书》”的经历。
　　“1937年8月至1938年3月，自杭州到龙泉。陈训慈举债搬书”；“陈训慈日记记录历史”；“竺可桢日记可佐证”；“1938年3月至4月，自龙泉到贵阳。文化苦旅”；“1944年12月，自贵阳到重庆。《四库全书》在贵阳存放了6年，饱受云贵高原的阴雨潮湿之苦”；“1946年5月至7月，自重庆回杭州。抗战胜利后，就开始筹划文澜阁《四库全书》返浙，然而真正实施差不多过了大半年”。全文将其环境的艰险和人物的执着一一展现。
　　“1938年，陈训慈向图书界前辈张宗祥求字。张宗祥写了一首诗，概括了这一趟真正的‘文化苦旅’：辛苦南征道路长，寿松秘籍在行囊。护书心血债全愿，历劫漂湘发奇香。天一丛残怀甬上，文澜安稳到黔阳。八千卷已归何处，老友飘零泪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