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那个睁着一双忧郁大眼睛的的农村女孩照片，成了“希望工程”标志性照片。如今在中国，又有多少这样的失学孩子渴望知识。
　　有一个人，在深深感受失学孩子忧虑的同时，正为他们重返课堂而积极奔走。他觉着，要让全国1.3亿名学龄儿童一个都不能少地享受到义务教育的权利，对一个教育工作者而言，责无旁贷；对于中国这个泱泱大国而言，任重而道远。他就是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范谊。

　　在我的名片上，收录了很多头衔：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宁波市委会主委等等。但从本质上讲，我是一名教师。
　　你或许会问，我是个大学老师，怎么会关心起义务教育工作来呢？这也许和我的亲身经历有关吧。
　　很久以前，我还是一名石油工人，整天随着队伍天南海北地跑，到一个地方就驻扎下来，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再开赴另一个地区。记得70年代末的时候，我们到了四川的大巴山，那里，清澈见底的溪流如同丝带一样缠绕在青山之间，溪流上是星星点点的竹排。抬头望一望天空，淡蓝的天空中漂浮着洁白的云朵……不禁让人想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然而在这美丽如画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却十分困难。那时的大巴山农民，每天只吃得起两顿饭，而且大都以稀羹为主，大米饭对于他们来说连想都不敢想。在这种生活状况下，教育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附属物，大多数人处在一种文盲状态。
　　当时我想，农民没有文化就没有信息，这就是他们不能摆脱贫困、走不出大山的根本原因。后来我考进了大学，又从事了大学教学工作。直到此时，我才对以往的经历有了深刻的反思。
　　2001年，我在宁海调研时碰到的一个孩子，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
　　记得那是一个傍晚，孩子小朱就读的小学刚刚放学，他和大多数孩子一起，走出破旧的教室，踏上了漫漫回家路。
　　用“漫漫”一词来形容小朱回家的过程，一点都不夸大。小朱家和学校之间相隔着两座大山，光走上一趟就要花两个多小时。他那天穿着的长袖体恤早已褪色，上面还打了补丁，裤子破得露出了膝盖。他告诉我，为了供他上学，父亲进城打工去了，家里的全部生活来源就靠父亲年终时寄来的一些微薄的钱。
　　小朱还说，在他们学校里，多数孩子每天都要这么走上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的山路赶到学校去念书，但比起那些辍学在家的孩子，他们算是幸运多了。
　　我还去了小朱的家。他家的房子很破，在几根梁上铺一些茅草便算是屋顶了。大门没有锁，晚上睡觉时就用一个茶杯盖卡着。因为母亲常年体弱多病，小朱天天要将母亲安顿好后，才开始做作业。但这段时间对于他来说，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因为他非常喜欢学习，看着很多小伙伴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他觉得很难过。他告诉我说，他想要学好文化知识，赚很多钱把小伙伴们都接回学校。

　　有了思考就有了更深入的观察。
　　90年代中期时，社会上的两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首先是农村中的大量劳动力涌入了城市，其次是在城市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下岗工人。
　　就拿那些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吧，他们放弃了农村中的耕作，进城务工，想像着得到更好的生活。不可否认，的确有一部分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工作过上了好日子，但绝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状况还是不能令人如意，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中大部分人处在文盲或半文盲的状态，且自身又没有一技之长，进城后，只能从事一些较为简单的体力劳动。
　　再说说那些下岗工人，为了能让他们尽快地再就业，各级政府都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培训项目，而且其中不少都是免费培训。就拿宁波来说，那会儿，什么电脑培训、财务培训、家政培训……几乎涵盖了再就业技能的方方面面。但令人不可思议是，尽管这些培训都是免费的，但问津者寥寥。在一些培训班中甚至只有三四个人在接受培训。难道是这些下岗工人都已经成功再就业了吗？其实不然，大多数人宁可在家搓搓麻将，打打扑克，也不愿去参加培训。
　　我觉得这和基础教育工作息息相关，因为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没有很好地接受过基础教育，由此出现他们接受不了新知识，不愿接受培训的现实。
　　2001年开始，我对宁波的镇海、象山、宁海等地的义务教育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在一所海外人士捐建的学校中，我看到教室里黑板斑驳脱落，粉笔写上去根本看不清楚字迹。桌子凳子也破旧不堪，窗玻璃几乎没有几块是完整的。在和学校老师、校领导座谈中得知，学校教学、办公经费严重不足，学校几乎没有任何值钱的教学设备。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学生因为家庭贫困，不得不中途辍学。我问：“学生一年级进校到六年级毕业，有多少人辍学？”校领导说：“15%-20%。”我又问：“主要原因是什么？”校领导答：“当然是因为家里穷，交不起钱呗。”
　　这个调研结果让我非常震惊。因为在我了解到的相关情况中，宁波普及义务教育在全国算走在前列的。我走访了几户辍学儿童的家庭，有的是残疾家庭，有的是父母双方或一方长期患病，有的是父母在外打工，自己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因贫失学的现象确实令人万分痛心。这些学龄儿童如果没有得到政府和社会及时救助的话，他们就只能辍学。
　　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在2002年召开的宁波市政协第十一届五次大会上，我向大会递交了《教育兴农一本万利——关于宁波市在全国率先分步实施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的提案》。提案中，我明确提出了义务教育应该免费，即“两免一补”政策，免学杂费和代管费（主要是教材书本费），并对贫困家庭的学生给予寄宿生活补助。
　　虽然这个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但也有一部分人提出了异议。他们觉得：“解决贫困失学的根本在于消除贫困。”从直观的角度来看，这个观点没错，但仔细想想，从逻辑上讲，这样的观点就站不住脚。造成贫困的原因很多，但是在现代社会，由于教育的缺失导致贫困是主要原因之一。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背后往往是教育事业的滞后。贫困和受教育程度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受教育程度越低，贫困面越宽，贫困度越深。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经济越发达，这一规律就越明显。
　　不过令人感到高兴的是，我们的建议还是得到了宁波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当年9月，宁波便开始在下辖的16个贫困乡和4个欠发达地区实施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的政策，经费由市、县两级财政各承担50%。2005年，这项政策在全国进行了推广。
　　
　　2003年对于我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有幸当选成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我将关注义务教育工作的目光，从宁波走向了全国。
　　在当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60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20多个有关修订义务教育法的议案，声势颇为壮大，我也在媒体上发表了“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是解决‘三农’之道”的言论。在接下来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一位领导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对义务教育有些研究，能不能从一位普通教师的角度，拟订一个修订方案，供有关部门参考？”
　　经过大量的调研和思考，我对修订义务教育法提出了45条修改意见。其核心内容是《义务教育法》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实施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体系和制度；二是我国义务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理念。
　　时间很快到了2005年，在这一年召开的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又有包括我在内的740名人大代表提出修订义务教育法的议案。在当年的6月28日，国务院法制办终于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征求意见稿）》。这其中，凝聚了很多像我一样热心义务教育工作的人大代表的心血。
　　当时看了征求意见稿后，我觉得这个版本较1986年版的《义务教育法》来说有了很大的突破，但一些相关内容仍然显得较为空泛。为此，我又写了41条修改意见，提交大会。我觉得，就拿经费保障来说，征求意见稿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市级人民政府和省级人民政府在实施义务教育中的缺位。就目前而言，很多县级财政以农业、农村经济为主，财税能力较弱，统筹能力不足，很难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供可靠的经费投入和保障。如果能加强省、市一级在义务教育工作中的作用，那么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几年下来，我对义务教育工作有着不少看法，也提了不少观点，有些被接受了，有些因为某些原因还没有被接受。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基础教育对于国家对于民族来说都极其重要。今年9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正式实施，尽管我认为这部法律还留有遗憾，但我希望全国的适龄儿童，都能上得起学。我相信这不单单是我的梦想，更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梦想。我愿意为了实现这样的梦想而继续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