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尤努斯和他创建的孟加拉乡村银行获诺贝尔和平奖，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3年前孟加拉式的小额贷款已在中国开始试验，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贷款难题，同时也遭遇到不少障碍。

　　10月的冀中平原已经进入深秋季节，河北易县——这个离北京最近的国家级贫困县，一场延续了13年的农村信用新模式的探索仍在继续。13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杜晓山教授和他的团队在这里开展了小额信贷项目试点工作。

　　去“流动银行”就像赶集
　　10月24日上午9时15分，易县白马乡东豹泉村头，突然响起的广播打破了平日的宁静：“今天星期二哦，咱们这里有贷款的农户哦，请你们抓紧时间过来还款，快一点哦。”
　　这段独特的广播，是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白马分社工作人员收取还款和利息的通知。白马分社主任赵亚和说，东豹泉村有40多户经济合作社的贷款户，他们申请的都是借期6个月的短期贷款，少则2000元，多则3000元。
　　很快，农户们先后到了白马分社东豹泉中心主任的家中，他们有的结伴而来，有的是独自一人，有的还抱着小孙子，似乎是在赶大集。
　　一位声音清脆的大婶赶了过来，怀里还抱着出生不久的小孙子。赵亚和跟笔者介绍，大婶名叫于秀英，是扶贫社的老客户。她专收柿子、李子、大枣，每到果子成熟的季节，就会来找扶贫社借钱。
　　于秀英在当地以每斤6角钱左右的价格收购柿子，然后运到大连去卖，行情好能够卖到3元钱一斤。她告诉笔者，从扶贫社借钱很方便。
　　按照扶贫社的要求，于秀英和儿子吕静伟都来了。他们写好了贷款申请，还分别请来担保人。按照当地的风俗，孩子和父母分家后，双方都可以从扶贫社借到3000元的小额贷款。
　　信贷员周树群让担保人看了担保责任书，并填好了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申请人和担保人分别在申请书、担保责任书上签名，按手印。吕静伟很关心自己什么时候能拿到贷款，赵亚和告诉他，审批过程很快，最迟两天就会把钱送到他家里去。

　　用“联保”消除道德风险
　　据了解，“五户联保”是最受农户欢迎的借贷模式之一，“因为用它能借到更多的钱”。赵亚和告诉笔者，扶贫社对联保贷款农户有很严格的规定：“打光棍的，年纪超过50岁的，夫妻离异或一方死亡的，信誉不好的，不还账的”概不能加入联保。
　　有着“中国小额信贷之父”之称的杜晓山说，“小组联保贷款制度”是孟加拉国模式的基石，也是尤努斯的一大发明。它让借款者之间自由结社形成小组，共担风险，一旦有人无法还贷，其他人无法再获得贷款，小组成员都要承担还贷的连带责任。
　　在涞水县东文山乡牛各庄村，在外面跑了一整天运输的杜玉军回到家。38岁的杜玉军曾在北京大钟寺打了6年工，但两个小孩出生后，他觉得打工没法摆脱生活的困窘。于是，他决定回家买个东风货车搞搞运输。不过，虽有好的想法，但10多万元的车价让这个贫困的农民犯了难。
　　今年9月，经过别人介绍，杜玉军找到了扶贫社，他参加了“十户联保”，每户贷款2000元，十户一共2万元，都归杜玉军一家使用。杜玉军说，其他9户都是自己去找的，他们答应得很爽快，都乐于帮忙。从申请小额贷款到拿到钱，前后才短短几天，这让杜玉军高兴极了。
　　　
　　8%的利率不掺“水”
　　早在几年前，杜玉军就为贷款的事曾跟信用社联系过，但觉得很麻烦。他在笔者面前算了一笔账：虽说扶贫社的贷款利率比较高，但这种费用都是摆在明处的；而信用社的贷款利率虽然较低，但农户要想贷款，就要拉关系、走后门、请客吃饭送礼什么的，之后还不一定能够贷到款，这些钱加在一起，比扶贫社的贷款利息还要高。
　　杜晓山说，8％的利率是1994年在河北易县搞试点时就定下来的，当时比央行的利率要低，之后一直都没有变动过。当年选择这个数字，参照了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利率和国内的贷款利率。
　　
　　小额贷款具有示范意义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小额信用贷款已经成为当地农户重要的融资手段。小额贷款模式正在改变着当地人的借钱习惯，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一位村民告诉笔者，现在也不便于开口跟亲戚朋友借钱了，一来欠了人家人情，二来呢，亲戚朋友可能会说：“缺钱可以去跟扶贫社借啊，我帮你担保一下就行了。”
　　杜晓山认为，我国农村目前很多地方高利贷现象很普遍，这从侧面证明，农村的贷款需求很大，如果小额信贷做得好，既可以抑止高利贷，又能够满足农民的融资需求。
　　而小额贷款给农户带来的切实便利也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杜玉军的东风“运煤王”发挥了威力，日日奔忙，他每天也有一笔不错的收入。“一年挣个七八万没问题。”杜玉军信心满怀。
　　有趣的是，在同属于涞水县的永阳镇谭山村和东文山乡牛各庄村之间，现在形成了一个产业链。依靠小额信贷，谭山村村民烧石灰的业务量越做越大，由于需要把石灰拉到北京、天津等地，杜玉军等人靠小额贷款买的东风“运煤王”也越来越忙。
　　
　　扶贫社陷入“资金饥渴”
　　虽然有联保制度作根基，但拖欠问题不可避免。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主任周学仁介绍，该社小额信贷回收率为98.9％。
　　为何没有100％呢？周学仁解释说，拖欠大多是历史遗留问题。有的是因为出现家庭变故，失去了还贷能力；有的是农户投资的小生意赔了本。
　　今年7月，易县扶贫社将两个拖欠贷款的农户告上法庭，但打官司也很麻烦，扶贫社为此付出的成本增加了，即使法院判令被告还钱，如果被告拒不执行，扶贫社也无可奈何。
　　此外，有限的资金制约着扶贫社扩张的步伐。以易县扶贫社为例，该社资金总量大约为500多万元，“这就是我们的整个家底了。”周学仁笑言。
　　杜晓山介绍说，由社科院主持下的小额信贷试点项目有4种资金来源：一是孟加拉国提供的低息贷款；二是国际机构的援助；三是我国台湾商人的赠款和委托贷款；四是一些项目产生的利润。
　　
　　孟加拉模式遇法律盲区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小额信贷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一些阻力，其中，最大的瓶颈还在于政策和法律层面。
　　2005年，我国成立了7家小额信贷试点公司，但这同样存在着“禁区”。按照央行的要求，小额信贷试点公司“只贷不存”，不允许吸收公众存款，只能运用“来自几个有限股东的自有资金和来自一个机构的批发性融资开展相关业务”，以防范金融风险。“严格来说，孟加拉国模式在中国并不合法。”
　　“没有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法规予以支持，小额信贷组织无法确定合法身份，严重影响组织的发展。另一方面没有融资渠道，影响了机构的筹款。”杜晓山忧心忡忡。他希望国家能够创造法律和制度环境，让一些有着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显现出来，创造性地发展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理念。
　　尤努斯深信，捐钱的慈善活动只是权宜之计，真正重要的在于：为所有人——包括穷人和富人，创造一个平等的竞技平台，给每一个人公平的机会，小额信贷在中国肯定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