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美国十几年，头一回遇上了我的“司法关系月”。先是因一张小小的车牌罚单被叫去受教育，紧接着又接到法院的传单，从“被告”翻身改做“人民陪审员”……

　　待选室里像个小联合国
　　招我做陪审员的法院是一座通体透明的摩登大厦，淡绿色的玻璃映着修剪齐整的棕榈大道，在蓝天白云下生机勃勃，像是五星级的写字楼。穿过洒满阳光的大堂，两个警察和善地过来招呼，让大家通过安检。
　　一点半，前来待选的100多人准时坐在会议区等候管理员的指令。我环顾了一遍，发现这儿简直就像个小联合国：有拄着拐杖腰都直不起来的耄耋老人，有头发梳得溜光的墨裔小青年，有英文叽里咕噜的印度裔老者，有一眼就看得出来的韩裔及华裔……
　　看着窗外的蓝天，正恍若是来观光或者来听讲座，一声清脆的问候将我拉回现实。精瘦干练的青年黑人女指导开始对我们训话，先是陪审员的权利与义务，再是有关注意事项，还放了几段录像，全是前陪审员的心得体会。
　　女指导进而又宣布了对陪审员的物质补助规则：从来报到的第二天算起，法院会给每人每天15美元生活补助，外加报销汽油费；若没有车，法院则提供免费的公车乘车证。宣布完毕，女指导让大家到8楼去见法官。

　　法官教我们如何做陪审
　　这幢玻璃大楼有很多个小法庭，每个法庭配有一名法官、一名书记员、一名法庭管理员，外加两名法警。我们的法庭管理员是个爱笑的大眼睛墨裔姑娘玛丽亚，经她点名后，我们进入法庭。
　　推开那两扇厚重的大木门后，气氛彻底地改变了。审讯席上，高高在上的法官史蒂文·范待众人坐定，语气舒缓地开了场：女士们先生们，很感谢大家为了美国的民主制度来履行义务并为此牺牲个人的时间。你们将目睹，在我们这个民主法制的社会，政府、政客，包括我这个法官都无权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或是否有罪，这个权力属于来自我们社区的人民，也就是被选上的陪审员。你们每个人都将成为本庭的客座法官，用你们自己的判断来公正地断案，而本法官只起一个指导作用。你们的责任就是在认真听取双方的证据后，排除一切合理的疑点，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
　　肃穆写在每个人的脸上。范法官直视着众人，语调依旧不高：无论你是社会名人还是家庭妇女，你们手中的权力是一样的。你们不需要任何专业的法律训练，也无法精通法律条文，只要用你们来自生活的感觉对证据作判断就可以了。每个陪审团共由12名正式成员及3名候补成员组成，若您有幸被选上，在整个审讯期间，您不得和任何人讨论本案。
　　接着，范法官开始介绍本案：摆在各位面前的，是一起“谋杀罪”的指控，被告自称无罪，若检方拿不出充足的证据来证明被告有罪，被告则什么也不用做，即可保持自己的无罪身份。
　　不管这个被告是否有罪，两条人命的血腥现实毕竟是残酷的，我无法不去想自己肩上的责任，并庆幸自己能有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去亲临美国的司法过程。所以当法官让那些因个人原因而无法做陪审员的人留下时，我毅然起身离开法庭。

　　做陪审需经历三堂会审
　　第二天下午一点半，最后剩下的104位候选者进场了。因为参与的是刑事犯罪案，被告汤姆森与安图南都是“马路”帮派分子，为安全起见，我们每人的胸牌上只有一个代码。玛丽亚嗓门高亢地将第一组18位呼上了台。三堂会审开始了。
　　范法官给大家准备了13个问题，如您是否能做到不偏不倚公正客观？您是否曾是任何犯罪的受害者等，每个人都要依次作答。然后，检控双方的律师再分别上阵，对18位待选者发问。这些问题高挂于陪审团席位的对面墙上。
　　第一轮的询问在一位情绪激动的女律师的陈辞中结束，她红着脸直言：虽然我是律师，但我不可能不带偏见地对待帮派分子，因为我的哥哥就死于他们手下。来这儿做陪审，我无法不激动，我认为应该彻底地把他们从社会上清除。我身边的几位在交头接耳：这女的铁定是不会被选上的。果然，法官将检控双方的律师和这位女士叫到一边。几分钟后，女士面色沉重地离去。
　　接着是检方律师对台上的待选者发问，他带着拉家常似的亲切将发问集中在对帮派及枪械的看法上。声若洪钟的黑人辩方律师则反复提醒大家两点：根据美国的法律精神，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即检方还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当口，你们应该如何给我的客户定性？在一声声“无罪”的回答中，他反复将这个问题扔向每一个待选者。小个精干的白人辩护律师也用反问句来开刀：你们知道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最大区别在哪里吗？刑事案件人命关天，民事案件金钱相连，在座各位的判断与抉择关系到人命，责任重大。

　　感情用事的人不能当陪审
　　双方律师继续着昨日未完的提问。从控辩双方律师的发问大家都听得明明白白：控方感兴趣的是对警察和罪犯枪械的态度，而辩方最在意的也恰恰是此点，只是角度截然不同。从大家对他们问题的回答，我们大概能猜得出谁是谁家的香饽饽。
　　接下来到了大戏的第一个高潮：取舍。我紧张起来。
　　控方先行，第一个被炒的是一个对什么都一问三不知的黑人妇女。控方律师话音未落，辩方黑中音就高叫抗议，已经做脚底抹油状的黑人妇女只好坐在一边，协调结果还是让她走人。
　　车轮战般的筛选在继续，这里的游戏规则已经清楚地浮出水面：双方都不喜欢感情用事之人；控方点下的黑人居多，而辩方则首先排除那些对帮派分子有强烈爱憎及家里有人从事执法工作的人。几轮过后，18位待选者居然被筛掉了一多半。还好，根据美国法律，控辩双方律师的否决权是有次数限制的，他们只能在此限制中行使权力，而且法官还经常会把他们都叫到法官台前协调解决，从中决定双方理由的合理性。
　　午休过后，玛丽亚又高声唱出9个号将18个座位补满。在控辩双方又一轮的提问后，范法官宣告休庭明日继续选。待选席中有人开始坐立不安，为明日还要再来牢骚满腹。看他们有那么多的不情愿，我心想，还是让我这种想做陪审员的人来吧。

　　终于还是没被选上陪审
　　我决定主动出击。第四天，我找到负责叫号的玛丽亚，她一脸灿烂地拒绝了我：不行，必须要抽签，祝你好运！
　　接下来的开庭依旧没我。看着眼前的走马灯让我思绪万千：假如我坐在被告席上，我能信任这台上的每一个人能公正断案吗？他们每个人都有如此不同的经历，带着如此不同的眼镜在看世界，他们的心智担得起这断人性命的责任吗？人的性格弱点经得起做“公正”决定的考验吗？这个小小的法庭让普通人有机会扮演一次上帝的角色，去主掌一个人的性命，过程固然民主，但每个人千差万别的素质，如何能在法庭上一统于客观公正的名下？这里的蔽端到底有多大呢？
　　此时，玛丽亚又站直了身子亮出了她那经典的笑容，用她明亮的高音说道：“我们需要再补一位，2—5—3—4。”2534这不是叫我吗，我像中了大奖似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胸牌，没错，我是2534!
　　我一步步地上了台，突然心变得极静，有一种说不出的从容。在接受这场不一般的车轮战前，我举手提了一个让大家都没想到但响应热烈的要求：法官大人，在回答您的问题及律师们的盘问前，我请法庭准许我用一下洗手间。范法官怔了一下，依然一脸和善：好吧，大家休息5分钟。
　　刹那间，好似我拉了一支队伍似的，一群人跟着我涌满了洗手间。看来我的小小请求是大家的心声，居然还有人谢谢我的提议。
　　回到法庭，我让自己不去看那两个被告，不去想像那血腥，专注地看着范法官。就在我准备好正式开始我的参与时，范法官突然对着我说：谢谢你，你可以走了。一切恍如梦境般不真实。
　　一个多月后，我得知了审判的结果。经过整整一个月的审理，13个正式陪审团员中，11人认定被指控者有罪，另两名认定他俩无罪。根据需全票通过的定罪原则，这个结果无法为两人定罪。面对着两条惨死的生命，和两个有可能是罪犯的逍遥法外，我无法不去思考这种定罪原则的合理性。生与死是绝对的，但证词与个人的判断能绝对正确吗？谁有能力扮演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