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刚刚结束的高考，又将在莘莘学子中展开激烈的竞争。而回望30年前的那场高考，却是意义非同寻常——它打开了尘封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570万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考场。特殊年代给了77、78级大学生历史性的磨难与后来者再难享受的厚遇，他们中的很多人从田间地头走到了今天的重要岗位，成了几十年来中国持续发展的中流砥柱。
　　30年过去了，那一代人备考、赶考、录取以及大学生活中蕴涵的故事，自然也成了值得我们共同珍藏与回忆的财富。

　　不恋银行　恋检察

　　省检察院政治部组织宣传处处长、新闻发言人岳耀勇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白皙的皮肤，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活脱脱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在省检察院一干就是25年的他，如今已是全省检察系统宣传工作的“老大”，在全省各大媒体中赫赫有名，尤其被刚参加新闻工作的小辈们尊称为“岳老”。然而就在30年前，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他却是风华正茂，和无数有志者一起，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接受祖国的挑选。如今，那份激动、那份雄心，恍如昨日。
　　通过高考，岳耀勇顺利地进入了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中文系，就是那一年的高考，使得他的人生轨迹被瞬间改变，梦想的翅膀张开了……

　　一波三折的高考
　　“转眼已经过去30年了，但回想起那年高考，至今仍历历在目。”岳耀勇说，高考对于每一个亲历过的人来说都会记忆深刻，而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现在的学生在参加高考之前可能想得最多的是考哪一所大学，而他们那时候要考虑的则是能不能参加高考、能不能考上。
　　1973年，初中毕业即将升入高中阶段学习的岳耀勇面临着一次选拔，学校在7个班的初中生中择优选出2个班的高中生，岳耀勇幸运地成为高中班的学生之一。进了高中自然就想念大学，可那时高考已经中断了将近10年，应届毕业生必须去农村锻炼很长时间后才有被选中念大学的可能。这让岳耀勇感到非常沮丧。
　　然而就在这时，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中央准备恢复从应届高中生中招考部分大学生。有了动力后，岳耀勇一心扑在了学业上。
　　正当岳耀勇和同学们以百倍的努力学习时，突然冒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结果刚刚有点眉目的“恢复高考”的消息马上就被喧嚣声淹没了。
　　1975年1月，岳耀勇带着未能踏进高考考场的遗憾高中毕业了，由于深度近视他可以不用“上山下乡”。虽然留了城但生活却并不如意。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岳耀勇几乎天天在家烧菜做饭，为了消磨时间，他甚至跑到家附近的照相馆帮着冲印胶卷。
　　后来，岳耀勇被介绍到一家袜厂当临时工，俗称“八角头”（每天有8角钱的收入），可好景不长，仅仅一个月便被解雇了。后来，岳耀勇到杭州胡庆余堂制药厂当了一名三轮车工，每天的工作就是将成堆的玻璃瓶子从清洗车间拉到灌装车间。这样的工作一干就是半年多。“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相信，看上去这么瘦弱的人怎么干得了这么重的体力活。”

　　一个月备战高考
　　虽然那时，岳耀勇每天工作都很累，但他依然坚持学习，盼望有朝一日国家能恢复高考。
　　1976年12月26日，岳耀勇到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分行报到，算是告别了临时工生涯。然而就在他即将彻底放弃继续升学的念头时，历史又一次发生了改变：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这预示着停顿了10年的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正式恢复。
　　“我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不得了。”但银行的领导却几次三番劝说岳耀勇安心工作，放弃高考。几年的等待不就为了在此一搏吗？岳耀勇向领导保证，就只参加这一次高考，如果没考上以后再不提及此事。岳耀勇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感动了行领导，他们同意就让这个小伙子去考场上搏一搏。
　　考试就定在12月份，与此同时需要考核的科目也随之公布。“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复习也就一个多月时间，最要命的是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在我念高中那会儿压根就没学过。”岳耀勇说，那是一次真正的临时抱佛脚，许多教科书都是现买的。
　　考试的日期一天天临近，复习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岳耀勇知道，这次高考很可能是他惟一的机会。在考试前，岳耀勇填写了自己的志愿——复旦大学新闻系、北京大学古典文献系和杭州大学中文系。

　　抓住机遇改变命运
　　俗话说，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由于此次考试从公布决定到正式开考一共才一个多月的时间，考核的知识全靠平时积累。”岳耀勇还记得当年高考的作文题目是《路》，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引用了鲁迅先生那句名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岳耀勇告诉记者，高考历史地理卷子里有张地图，左边标的是太平洋，右边标的是大西洋，下面是墨西哥湾，要求回答这张地图上左右两条山脉是什么。恰巧几天前他正好看过相关的地理书，于是非常轻松地写出了答案。
　　在25:1的录取比例下，岳耀勇如愿以偿地被杭大中文系录取。“在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知道我的人生轨迹已被彻底改变。”岳耀勇说，1982年，他们作为高考恢复后的首批大学毕业生受到了各方用人单位的欢迎。
　　岳耀勇选择了当时刚刚恢复重建不久的省检察院。从1985年到现在，岳耀勇一直从事检察宣传工作，他的新闻作品也屡屡获得各项奖项：《网上对话，解开你的心结》获得2001年度第二届全国检察机关精神文明建设“金鼎奖”新闻消息类三等奖；《发送短信息 帮擒四窃贼》获得《检察日报》2002年度优秀稿件消息类二等奖；《公开听证：十年上访一朝息诉》获得2006年度第四届全国检察机关精神文明建设“金鼎奖”新闻类三等奖。20多年得心应手的工作，让他深深体会到没有大学4年的学习积累，就没有他今天的成就。
　　本报记者　汪嘉林　文/摄

　　心如明镜　法作胆

　　与那些在田间地头接到“高校录取通知书”的知识青年不同，30年前的高考对于张旭来说，并不意味着是悬崖和坦途之间的一道分界线。然而与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一样的是，那次人生的重要选择，让他改变命运、受益终身——他从此踏上了法律教学研究的学术之路，从一个共和国的军人成长为知名法学教授。

　　十年部队锻炼让他占了“便宜”
　　张旭在解放南昌的隆隆炮声中出生，幼时随父亲迁居重庆，在那里完成了自己从小学到中学的学业。1967年，他高中毕业。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作为重庆一中高材生的张旭，考取大学乃至重点大学应该不成问题。
　　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张旭只能忍痛割爱，投笔从戎。
　　这一走就是10年。在军营里，张旭从士兵、排长直到升任师作战参谋。在这10年间，张旭始终没有放弃学习。
　　1977年底，他转业到重庆一家科研所从事人事和宣传工作，重新回到父母身边的他，正着手准备组建自己幸福的小家庭。
　　本来，生活之河也许就这般顺其自然地流淌下去了，但这一切却因高考发生了转变。
　　1978年，张旭作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参加高考。这意味着，他要“重打锣鼓另开张”，但这些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因为：“人生就应该是永远奋斗的一生，永不止步的一生，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
　　“压力倒真的不是很大，反而有更充分的信心。”除了天生的乐观自信外，家庭的传统熏陶、扎实的高中基础和军旅生涯的10年磨练，对他来说这些都是“资本”。
　　“部队机关较高的文字工作和要求，使我不但没有丢掉中学的基础知识，反而提高了认识问题和写作的能力。那年的语文作文题是缩写一篇文章，这对于我来说是比较拿手的。在大家都认为语文考题很难的情况下，我取得了好成绩。”张旭说起那段日子，仿佛因自己占着合理的“便宜”，甚至有点“得意”。
　　文科要考的政治、历史、地理，对于在部队机关工作了较长时间的张旭来说，已经有了良好的知识基础。加上认真的复习准备，他对高考充满了信心。
　　紧张而又充实的几个月后，张旭拿到了西南政法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那一刻，我的确很激动。虽然不是那种攀过悬崖通往光明坦途的翻天覆地的感觉，但我明白：国家正处于社会变革期，而我个人也迎来了一个发展机遇期！”
　　
　　空前但不绝后的一届大学生
　　就这样，张旭顺利地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西南政法大学首届大学生。
　　临时的简易棚就是教室，复建的学校到处都在施工，没有灌水的游泳池就成了开学典礼的最佳场所。一碰上下雨，从教室到食堂1000多米的路上稀泥深达一尺，同学们都将西南政法大学戏称为“稀烂”政法大学。
　　这样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对当时300多名新生的学习热情并无妨碍，经历了“文革”之后，他们深深地体会到能接受高等教育是多么神圣的一件事。
　　“法制是一个文明国家必须要建立起来的制度”“国家长治久安，民族真正强大起来，法律必不可少”“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法律却是科学而相对稳定的”……
　　这些，是张旭和同学们从踏进这所名校的第一天起不断接收到的信息。“我们真的学对专业了，国家需要我们！”
　　这一批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大学生，年龄大的30多岁，小的才十六七岁，几乎相差了一辈。但是这根本影响不了他们彼此间真诚地沟通交流，这种友谊一直保持到了今天。“现在，我们西政78级的同学，哪怕是毕业后25年没见面了，但只要一通电话，大家都能亲热地叫出对方的名字。如今我们班几乎每年都要开一次同学会。”
　　他们这一届同学，毕业后又分到四面八方，如今他们中出了省长、全国人大办公厅副秘书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还有不少教授和大律师。
　　回想起这些大学生，当年授课的老教授们仍唏嘘不已，“象他们这届学生不能说是绝后，但可算是空前的啊。”
　　
　　选择法律职业是时代对他的选择
　　1982年，张旭毕业留校任教。这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时代对他的选择。因为复办后的法学院教师奇缺。没有国家的法治，就没有个人的自由和幸福，这就是他为何放弃原来的工作，以法学教育作为终身职业的原因。
　　从教几十年来，他在自己从事的诉讼法学教学和科研领域，成果颇丰。他先后撰写了《新刑事诉讼法学原理》《刑事诉讼疑难问题析解》等专著，主编、参编了10多部法学教材及教学参考书，在《法学研究》《中外法学》等权威法学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获得过中国法学会全国中青年诉讼法学优秀论文二等奖等奖项。他的一些学术观点曾在法学理论与实务界引起过较大反响，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相关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2000年，张旭教授应邀组建了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并任院长至今。作为高等法学教育工作者的他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如今该怎样授业解惑，才能让这些在另一种环境下经过高考进入大学的年轻人，真正理解法律的真谛，以臻“心如明镜法作胆”的精神境界。
　　本报首席记者  陈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