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记者走进杭州市救助管理站。
　　在这里，受助人员住在有吊扇、独立卫生间的宽敞房间里，睡在铺着干净席子的床上，可以到阅览室、活动室看看电视、翻翻杂志或是下棋、打球。洗澡有太阳能热水器，洗衣服有全自动的大容量洗衣机，吃饭有可口的饭菜……
　　在这里，工作人员给浑身污垢、恶臭扑鼻的痴呆儿理发、洗澡，再一口一口喂他们吃饭；为伤痕累累、皮肤溃烂的流浪汉涂药，包扎伤口；把自家买的影碟带来给受助人员观看；为了找到流浪者的亲属，他们个个是充满爱心的侦探，不放过蛛丝马迹……
　　自2003年8月以来，杭州市救助管理站共救助了32950人，其中痴呆傻、精神病人、残疾人员2059人，占到6.28%，由救助站购票安全返乡的有24365人，占74.8%。救助站还千方百计为求助人员提供便利：到街头劝导乞讨人员、流浪汉，设立救助引导牌，开通24小时救助服务热线……“杭州天堂爱在人间”“情真意切无私帮助”等鲜红的锦旗，挂满了救助站接待室，救助站成了求助人员温馨的家园。一幕幕感人的故事，也不断在这里上演。

　　感人故事一：失散十六年的母子相聚了
　　2005年2月，救助站里上演了这样戏剧性的一幕。
　　来自江苏江宁的张景德五兄妹，端详着他们面前一位神情呆滞的老太太，不敢相信这就是他们失散16年的母亲。双方尴尬地对视着，突然，老太太嘴里含糊地喊出几个字，是小女儿的乳名！老太太话音刚落，子女们全部“扑通”一声跪到地上，哭喊着：“妈妈啊！”16年骨肉分离的母子抱头痛哭。
　　感人的重逢故事背后，有着一段艰难曲折的寻亲过程。2005年1月29日，一位70多岁的痴呆老太太被送到杭州市救助站，工作人员赶紧给又脏又臭的老太太检查身体，洗澡换衣。一切安顿好，工作人员关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可是老太太只含糊地吐出三个字——刘桂英。
　　在救助站工作了多年的业务科科长李跃进熟悉各地口音，觉得老太太像是江苏人。恰好他有一个邻居是苏北人，于是，他专门把邻居请过来辨认刘老太的口音。经过一些简单的交流之后，邻居十分肯定地说：“是我们江苏人！”
　　但因为刘老太神志并不十分清楚，很难提供其他有用的信息。刘老太口中偶尔出现“龙都”两字，救助战的工作人员便顺藤摸瓜，查遍了江苏所有叫“龙都”或是音相近的地方，最终发现南京江宁有个龙都镇。欣喜的工作人员赶紧联系当地派出所，但是，对方答复“查无此人”，刚有点线索又断了。
　　工作人员并不气馁，继续不厌其烦地和老太太交流，发现她口中念叨着另一个名字——“张井得”（音，后证实叫张景德），再联系龙都派出所，终于查出辖区内确有叫张景德的人！张景德的老母亲，16年前因为间歇性精神病走失了，子女四处寻找无果。十几年前，家人已经将老太太的户口注销。
　　“老母亲可能还活着！”张景德和四个兄弟姐妹激动万分，连夜包车从南京赶到杭州，在杭州救助管理站，上演了前文提到的感人一幕。

　　感人故事二：为越南老人找到家
　　2005年3月31日，一位在外流浪的60岁左右的老太太，被好心人送到了杭州救助站。老太太个子矮矮的，皮肤有点黑，从外表上看，没什么特别的。但当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开始和她交流时才发现，老太太说着一口很陌生的语言，根本听不通，而对工作人员的提问，老太太也表现得一脸茫然。在她身上，也没有找到任何证件资料。
　　凭着多年的经验，李跃进觉得，这位老太太说的有点像广东的客家话，于是，就顺着这条线索摸下去。
　　“我们与广东潮州、梅州等地的民政部门、公安机关、救助站、地名办等联系，请那边的工作人员帮忙，让他们与老太太通电话，结果却很让人失望，所有人都认为老太太说的不是那边的话。”李科长对记者说，“当调查陷入困境的时候，广东的一个民警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建议。”
　　那名民警建议，广西也有人说客家话，可以去广西那边了解一下情况。于是，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立刻与广西桂林、柳州、南宁等地的相关部门取得了联系。
　　当时，南宁的一位女同志说，这位老太太的口音，有点像越南人。而在广西的少数民族京族，所使用的语言基本和越南语相同。他们请了个会京族话的人与老太太对话，结果有60%左右对得上。
　　事情渐渐有了头绪，救助站将此消息报到了杭州市公安局，民警带了一名懂越南话的翻译和她对话。翻译终于听懂了老太太的话，一切谜底终于揭开了。
　　原来，老太太是越南河内人，被拐卖后偷渡进入中国境内，只身流浪到杭州后，便在城东一带靠捡破烂为生。后来，杭州公安机关按照规定，通过外交途径，将她送回了家。

　　感人故事三：“挨打”还要送打人者回家
　　2007年5月，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小林接到任务：他将和两个同事以及一个医生，共同护送一个安徽籍的受助人员回家。这让小林有点纳闷，因为平时护送受助人员回家，即使是四川、贵州等需要30多小时车程的地方，都是由两名工作人员陪同前往，这次的“排场”为什么特别大呢？
　　原来，这次要护送的受助人员李虎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曾在犯病时打伤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几个月前，李虎从一直照顾着他的哥哥家中出走，流浪到北京，被北京救助管理站救助回家。而后，他又一路辗转流浪到了杭州。由于他的行为举止异常，被人送到了第七人民医院，病情稍微稳定后，他被送到了杭州救助管理站。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在辗转与其家乡的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后，打算护送其回家。因为李虎情绪很不稳定，为了安全起见，救助站特地派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大阵容”。
　　李虎在到达火车站时突然变了卦，他挣脱工作人员想要逃跑，小林和同事连忙上前制止，却被李虎打得鼻青脸肿。好不容易让李虎安静下来上了火车，小林和同事们更是一刻不敢放松，四个人时刻紧盯着李虎的一举一动，生怕他一不小心对车上的其他旅客造成伤害。
　　在度过了神经高度紧张的数个小时之后，他们终于把刘虎安全地送到了亲人的面前。记者问小林，工作中莫名其妙地被一些精神病人打还不能还手，觉不觉得委屈？他只是憨厚地笑着说：“精神病人也很可怜，不能控制自己，只要能把他们安顿好了，我们就放心了。”

　　工作人员：救助站是社会服务窗口
　　2003年8月1日，随着《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在全国的正式施行，之前施行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宣告终结。与此同时，有着50年历史的杭州市收容遣送站，也正式更名为杭州市救助管理站。
　　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戴旺生告诉记者，在他看来，这一制度的变革可谓一场“及时雨”。
　　戴站长告诉记者，新的《管理办法》实施以后，杭州市政府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不但拨款100多万，改善了救助站的硬件设置，使整个救助站的外观面貌从原先冷冰冰的“看守所”变成了现在温馨舒适的“招待所”；并且每年拨发基本款项，用于给这些受助人员购买返乡的车票以及补助基本的生活开销，为救助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经费保障。
　　制度的变革也催生了工作方式的变化。“遣送站”变更为“救助站”后，工作人员的工作重点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再需要每天上街寻找流浪乞讨人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对受助人员进行教育、劝导和服务。
　　李跃进告诉记者，如今的救助站功能已经从原先的“治安管理手段”演变成一个“社会服务的窗口”。
　　“很多人对救助站的工作并不了解，以为只是简单地把流浪人员聚拢起来然后送回家，其实我们现在除了这个基本的职责外，还承担了教育、管理、服务等其他的功能。”李科长带着记者一边参观教育活动室一边说，“受助人员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来到杭州找不到工作，又花光了钱回不去的人。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在这间教育活动室里，给受助人员上课，跟他们讲一些例如救助管理相关的制度、法规，身份证的功能、找工作的注意点、自身保护的方法等实用知识，这对他们今后会很有用。”
　　工作范围的拓展，也对救助站工作人员自身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戴旺生站长自豪地向记者称赞自己手下的干将：“他们既要像医务工作者那样不怕脏不怕累、充满爱心，又要具有公安人员那样细致、敏锐的洞察力；既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又要熟悉掌握各项相关的法律法规。”
　　“救助站的大门时时刻刻向需要帮助的人敞开，因此我们的工作几乎没有休息天；工作中和传染病患者、精神病人打交道，都有着不小的风险。但每一次历尽艰辛帮受助人员圆了回家的梦，都能让我们高兴很久。救助站是一个社会的‘稳压器’。我们所接触的人群，都处在社会的底层，我们的工作只要稍有疏忽，就会给整个社会的治安带来不稳定因素。这肩上，责任重大啊。” 李跃进拍拍自己的肩膀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