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就是日本最高法院对“西松建设案”作出终审判决的日子了。此案的结局，将对其他同类案件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同类案件，包括目前正在日本各级法院审理的10多起强制劳工诉讼，以及慰安妇、细菌战、重庆大轰炸、南京大屠杀等几十起中国民间对日诉讼。
　　今天下午1点40分，一个由细菌战诉讼原告组成的“声援团”从萧山国际机场出发。他们将到日本最高法院的庭审现场旁听“西松建设案”的终审判决，用实际行动声援中国受害劳工诉讼。
　　与此同时，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应对三审的工作也在积极地展开。“不到最后一刻，决不放弃！”这些为历史的正义而不懈努力的人们，已经为官司做好了两手准备……

　　“4·27”的特殊意义
　　2007年4月27日，对王选来说是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20年前的4月27日，王选抵达日本，开始了她的留学生活；20年后的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将对“西松建设案”作出终审判决，而这个判决，将对王选为之努力了12年的日军侵华战争细菌战民间索赔工作产生重大影响。
　　1944年，日本西松组（即现在的西松建设公司）强行绑架360名中国人到日本广岛县安芸太田街（原称：加计街）的安野发电所建筑工地，强制他们从事艰苦劳动。由于长期受到非人的残酷压榨、毒打，很多中国劳工患上疾病，其中29人死亡。幸存下来的中国人，在没有得到任何报酬、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回国。战争结束后，他们的生活极其困苦、凄惨。
　　1998年1月，中国劳工及已故劳工家属共5人，代表360名中国劳工向日本广岛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西松建设公司向每名原告赔偿550万日元。这就是有名的“西松建设案”。
　　2002年7月，广岛地方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西松建设公司强掳中国劳工事实存在，但法院认为已经超过有效诉讼期限，驳回了中国原告的诉讼请求。随后，中国原告向广岛高等法院上诉。
　　2004年7月9日，日本广岛高等法院作出判决，责令西松建设公司向5名中国原告作出赔偿——每人550万日元。
　　这是日本高等法院首次在类似案件中判决中国劳工胜诉！
　　西松建设公司对此判决不服，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了“上告”，理由是“中国已放弃了索赔权”。
　　今年1月，日本最高法院决定于3月16日就此案重新开庭，仅就“中国是否已放弃国民个人的战争赔偿请求权”进行辩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法律顾问、浙江初阳律师事务所主任楼献律师认为，如果日本最高法院判定“已放弃”，则意味着中国民间对日诉讼将在日本被“封杀”。
　　“一旦日本最高法院作出了判决，其结果一般情况下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都不会改变，而且会作为判例，成为其他同类案件判决的依据。”王选说。也正是因为如此，这次庭审，不仅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也引起了包括王选在内的诸多为细菌战诉讼奔波的人士的关注——3月13日，王选就从上海飞赴日本，先后旁听了新澙劳工案和“西松建设案”的开庭审理。
　　3月16日下午的庭审历时1个小时，日本最高法院没有当庭宣判，而是宣布将于4月27日上午10时30分作出终审判决。

　　再次吹响战斗号角
　　今年3月22日，清明节前夕，细菌战诉讼原告团三审第三次工作会议在义乌召开。作为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口口声声“身心疲倦要好好休息”的王选再次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在这次会议上，面对从我省衢州、丽水、宁波、金华以及湖南常德等地赶来的细菌战受害团体的七八十名代表，王选呼吁原告团成员积极声援，组团参加4月27日举行的“西松建设案”判决。
　　经过商议，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决定与日本辩护律师团联络办理赴日手续，声援中国受害劳工诉讼；已经76岁高龄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馆长王培根则积极组织声援团。目前，这个声援团的11名成员均已获得赴日签证，他们将于今天下午出发去日本。
　　1997年8月，180名来自浙江和湖南的中国受害者，以因二战中日军“731部队”等使用鼠疫、霍乱病菌，使其产生疫病或失去亲人为由，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总计18亿日元的损失。细菌战诉讼由此开始。
　　10年来，在日本，细菌战诉讼历经一审、二审，而三审终审判决至今尚未作出。前两审的判决都承认了细菌战的事实，但是均以“国家无答责”等理由驳回了中国受害者的诉求。
　　10年来，在中国，180位细菌战诉讼原告中已有50多位相继去世。楼献律师说，他们既是细菌战的直接经历者和受害者，更是诉讼的重要证人，他们的亡故是细菌战诉讼无法弥补的损失。
　　原告团三审第三次工作会议当天，那些已故原告团成员的亲属，手捧逝者遗照，来到林山寺“劫波亭”义乌细菌战死难同胞纪念碑前祭奠冤魂。他们共同宣誓，要把官司打到底。
　　王选认为，虽然根据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已放弃对日索赔的要求，但其中并不包含中国公民个人的赔偿请求权。她并不担心“西松建设案”的判决结果，因为“4月27日，日本高等法院的判决结果不管怎样，是胜诉还是败诉，都会把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往前推，引起国际社会更大的关注”。
　　“在你日本这里判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就到联合国，把官司告到‘天上’去！”王选说，到联合国打官司必须要由民间组织出面。目前，浙江、湖南、江西、山东、山西、云南、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等地的细菌战幸存者及其亲属，已委托王选为代表向民政部打报告，要求成立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协会。

　　如果三审败诉，细菌战受害索赔路该如何走
　　——中国细菌战诉讼原告团法律顾问楼献谈对日诉讼前景

　　“如果日本最高法院驳回原告团的‘上告’，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的路在何方？10年以后、20年以后、50年以后……还有没有人知道日军侵华的细菌战和中国受害者的苦难？这一页，在中国历史上是绝对不允许抹去的！”
　　作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的法律顾问，对于三审败诉后的设想，是楼献律师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一旦驳回‘上告’，轰轰烈烈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东京诉讼就将落幕，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也将自动消亡。那么，由诉讼而引发的细菌战受害调查等相关事宜，今后还要不要做？如果要做，该怎么做？”
　　其实，早在细菌战诉讼二审期间，楼献就曾提出，细菌战诉讼的前景是与其他对日民间索赔诉讼（如劳工、慰安妇等）形成合力，促使日本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一揽子解决中国战后民间赔偿问题。
　　楼献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出，目前有几项工作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首先，是“要建立全国性的细菌战受害陈列馆”。目前，在湖南的常德，浙江的义乌、衢州都有一些小型的受害陈列馆。楼献提议，将有关内容集中到位于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中。
　　第二项“当务之急”是建立全国性的细菌战罪行研究中心。将哈尔滨及全国其他各地的研究人员和研究资源都整合到一起，申报国家课题，使细菌战罪行研究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第三项“当务之急”就是成立全国性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及遗属联谊会。楼献建议，可先由各地成立相应的联谊会，然后再成立全国性的，总部可设在浙江省义乌市。今后，细菌战受害的调查工作就由联谊会牵头，以联谊会聘请的固定人员为主、志愿者和学生为辅具体展开。
　　目前，我省云和县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及遗属联谊会已经成立。该联谊会章程开宗明义地表明：宗旨是“拥护中国共产党，不忘国耻，澄清历史，告白世人，并联合全国各地受害者以法律手段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以史为鉴，教育后人，为促进中日友好而努力”。
　　然而，作为一名律师，楼献认为“诉讼是号角，是旗帜”，目前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从新的角度提起国内外细菌战受害索赔诉讼”。
　　“可否考虑寻找新的证据，以生产、制造细菌弹的日本企业为第一被告、日本政府为第二被告，而将炭疽受害者作为原告？”楼献说，浙江的李晓方先生寻访并拍摄了200多名炭疽、鼻疽受害者的情况，惨状触目惊心，只要加以整理、走访，就可形成诉讼文书。如再不进行诉讼，这些幸存者也将在3～5年内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