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亮亮（化名）、亮亮母亲、管老师
　　整理：俞佳铖　萧炜
    
　　这是一群特殊的孩子，因为有着类似的“问题”，大家不约而同地被送到了一个名叫“徐向洋教育训练工作室”的地方，从此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问题孩子”。
　　一个叫亮亮的17岁绍兴男孩，在这所学校已经历了一年的学习和训练。今年一月他做客央视“新闻调查”栏目，节目播出后，他告诉母亲，说下次如果有机会再上央视的话，一定把全新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相信儿子不再是问题孩子
　　母亲：
　　今年过年回家，亮亮真的变了很多，比以前乖了，也更尊重人了。一次我们全家出去吃饭，因为春节饭店生意特别忙，服务员建议我们在旁边等会儿，出乎意料的是，亮亮居然很识大体地搬了把椅子过来，让我坐，怕我累着，我当时真不敢相信儿子会变得这么懂事，要是以前，他是不会考虑这些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过完元宵节，亮亮又要回学校去了，我相信亮亮再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变得更加懂事听话，不会再是大家印象中的“问题孩子”了。

　　叛逆的我让父母伤透了心
　　亮亮：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成了大人眼中的“问题孩子”，也许在我崇拜当红歌星周杰伦之前，这个“问题”早已“萌芽”了吧。四五年前，处于叛逆期的我，通常整天整夜地躲在网吧里昏天黑地地玩游戏，那边家长和老师挖地三尺没日没夜地找我，这边的我为自己能找到这么一处“风水宝地”洋洋自得。直到没钱了，我才不得不回家。回家后，我会在父母面前摆出一副“坦白从宽”的样子，乖乖地当上一阵子好学生，偷偷地把零花钱积攒起来，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再痛快地玩一回埋下伏笔。在学校里，因为我“胆子”最大，鬼点子也最多，所以总有一帮讲义气的哥们儿跟着我，在我的“指挥”下，老师抽屉里出现蟑螂，女生书桌里发现死老鼠，都是“家常便饭”。为此，老师和家长对我既教育又处罚，但我依然无动于衷，骨子里的叛逆让父母为此伤透了心。
　　记得最“辉煌”的一次，是在2003年的暑假，我在网吧里花完了所有的钱，同样连夜奋战了4天的同伴阿虎说：“哥们，怎么样，熬不住啦？我看你这也不是法子，还不如‘捞’来得快些呢。”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回家后，我开始等待机会“出手”。因为父母的房门总是锁着的，我根本无法下手。正在苦恼之际，有一天，患有哮喘病的爷爷把药吃完了，父母又因为太忙无法帮爷爷去买药，于是他们把钱给了爷爷，让他自己去买药。我眼睁睁得看着爷爷把500元钱放进了外衣口袋里，颤颤巍巍地出了门。机会终于来了，我飞快地跨上自行车跟在爷爷后面，当他走到小区门口处时，我假装推着车来到爷爷旁边：“爷爷，你帮我把自行车扶牢，我想系一下鞋带。”趁爷爷不注意，我以最快的速度，把他口袋里的500元钱偷了出来。
　　出乎意料的是，此后，爷爷并没有提起丢钱的事。一个多星期后的一天，爷爷的哮喘突然复发了，母亲在爷爷的床头柜里翻了半天也找不到哮喘药，“爸，上次让你买的药呢？”母亲看看不对头，二话不说开车把爷爷送到了医院。经过抢救，爷爷度过了危险期。当父母再次追问爷爷为什么不买哮喘药时，爷爷说，买药的钱被他不小心弄丢了，实在因为太心疼了，又不好意思再向他们要钱，所以一直瞒着。
　　纸是包不住火的，偷钱事件还是被“曝光”了，母亲操起身边的衣架打我，被抽打3下之后，我夺门而逃，七八天都没回家。
　　慢慢地，我成了众人眼中公认的“问题孩子”，老师和父母都拿我没办法。2005年12月，父母打听到江苏淮安有一所“择差学校”后，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他们把我送到了这所学校，这就是我目前所在的“徐向洋教育训练工作室”。

　　有的放矢教育法赢回荣誉感
　　管老师（徐向洋教育训练工作室老师）：
　　来我们学校学习的孩子，其实个个都很聪明，他们就是没把聪明用在学习上。比如亮亮，他来的时候，天天哼着周杰伦，我们没有阻止他唱歌，相反，第一次见面欢迎会上，我叫他唱周杰伦的歌，他唱了《东风破》，我问他这个歌的意思？他说不知道，就觉着那歌里面挺哀伤的，可能是周杰伦失恋了吧？我没有笑他，而是很认真地讲了这首歌所表达的一种氛围，歌里所透露出来的怀旧感伤情绪，很像宋代词人苏东坡吟唱的一种调。亮亮瞪大着眼睛，惊讶地说：“老师我服了你了，你真有学问啊！”我笑了，握着他的手说：“学问，只要你好好学，到老师这个年纪，你就是老师的老师了！”
　　所以，我这一招还是挺管用的，有的放矢教育法，他喜欢什么你就钻进去说，说到他服你为止。这些孩子，如果他们不服你，你再怎么样教也没用！

　　亮亮：
　　我被父母送到这所学校时，是一个37度高温的午后，烈日下，我看到三四十个穿着迷彩服的学生在老师“一二一”的口号指令下，沿着操场跑步。我站在那里，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他们一刻不停地跑了10多分钟，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是怎样的一处“险境”，“爸、妈，我不要待在这，我要回家，我以后会听话了。”但无论我怎样苦苦哀求，父母就铁了心要把我留在这所学校。看着父母帮我打点好一切后，毫不犹豫离开的背影，我感到了一丝绝望。
　　学校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以军人的要求来对我们进行管理与训练。无论是生活、学习还是训练上，老师对我们都非常严格。
　　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去一些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地方进行思想熏陶。我们从北方一路走到南方，那行程要多少苦就有多少苦。一路上，我们吃住都在一辆经过改装的大卡车里面，那车子差不多有8米多长，2米宽的样子，一辆车大概能容纳20个人，男女分隔。通常我们要进行每小时5至6公里的步行，日行走40公里左右。有时还要进行特殊行走训练，即选择合适的道路和天气，适当组织每小时7公里以上的急行军和日行走50公里以上的强行军及夜行军、雨中行军训练。通过在行走中的各项教育和训练，让我们学会团结友爱、体会坚强。
　　小伟是我们这个集体里最小的一个同学，他不仅年纪小，人也长得小。但刚来的时候，谁去管这些，管好自己还来不及呢。一段时间下来，我和周围许多同学，好像突然发现了我们身边还有像小伟这样几个特殊同学，他们太需要帮助了。一次我们到了河南三门峡，小伟走着走着倒下了，我第一个发现他，我和大胖立即冲了过去，轮流背着小伟和他的行李，一直背到了目的地。小伟哭了，我背上有小伟的汗和泪，我没有流泪，我和大胖都很激动。老师表扬了我们俩，还给我们加分，我深深感到，做好事心里还是挺舒服的，我对大胖说：“我们以后还做好事，帮助别人。”

　　管老师：
　　学会有爱心，学会感恩，是我们学校的必修课！这点我们比任何学校要讲究，因为，他们中大多数正是缺少这些才会变成这样。像亮亮说的那个帮助小伟的事例，我们抓住就大力表扬，不但表扬还给他们加分，上墙报，并且开展全体同学向他们学习的活动，让这种过去难得出现在他们身上的荣誉感深入人心！其实我发现，任何孩子都有一颗要求上进的心，我们只要及时抓住这点，加以发挥，改变他们也不难。关键是老师本身也要对他们像自己孩子一样。
　　一位姓余的年轻老师，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她每天都第一个在教室里迎接学生，最后一个送走他们，对学生的衣食住行都照顾得无微不至。在学生眼里，余老师似乎没有家，也永远不需要休息。一个偶然的机会，当学生知道余老师家中还有一个残疾的老母亲需要照顾时，连一些平时叛逆的“硬骨头”都流泪了。余老师的故事不轰轰烈烈，但却点点滴滴烙印在了学生的心头，她那个班的学生很快都变得懂事多了。
　　对这些问题孩子，虽然我们还是有很多问题没解决，但是只要抓住关键点，有贴近性，比那些课本上的大道理更加容易被他们吸收。我们带孩子们到外地参观，在每个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我们都会对他们进行教育。通过触摸这些历史，能让这些“问题孩子”在思想上得到某种潜移默化的觉悟与升华。

　　亮亮：
　　终于有一天，我真的忍受不了学校的特殊教育。深夜，我偷偷从学校组织步行到安徽途中的队列中逃了出来。那时的我身无分文，但逃回家的信念让我成功地混上了开往绍兴的火车。回到绍兴后，我不敢见父母。我在街头的一个小角落里断断续续地睡了一晚，第二天清晨，我决定去一个比较要好的同学家躲躲。当我走到胜利路上时，突然碰到了初中同学大军，大军早年因为一起意外事件，左眼没了，但此时的大军正扶着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婆婆穿马路。见此情景，我心里有些震撼，冲过去握住大军的手，“你还认识得我吗，初中老同学亮亮”。后来，我知道大军正在一所职校就读，他只有一只眼睛，但他几乎天天在这条路上主动扶送失明的人，“大军这个没了一只眼睛的人却为失明的人‘导航’，可是我这种什么都不缺的正常人，却……”想到这里，我又回忆起这些日子来的生活，愈发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我拨通了母亲的电话：“妈，我知道以前让你和爸操碎了心，以后不会了，从现在开始我会在这个学校好好读书，不会让自己再成为‘问题孩子’。我回家，然后你们再送我去。”电话那头的母亲听了我的话声音哽咽了。
　　那次我在家里待了不到5天，又回去了。现在，是我主动要求再来这个学校的，我想对爸妈说：我不会再逃走了，直到你们和老师对我放心为止！到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个要求，想开个小型演唱会，表达我对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