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林快成祥林嫂了——至少他的同事们都这么认为。因为他总在念叨：“这工作没法干了，我要辞职。”其实，到今年7月份，26岁的肖林才工作了1年。
一年前，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中，肖林顺利拿到了北京一家商业银行的录用信。“要知道，不论国外还是国内，在银行工作的都是名副其实的白领。”
可没多久，这个光环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肖林在银行的大量工作琐碎而繁复，工作时间也很长。肖林估算了一下，他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要在12个小时以上，只有这样才能把活儿干完，甚至有些时候，忙得连午饭都顾不上吃。
有一次，为了赶手头的工作，肖林把早饭、午饭都给省了。到下午，实在饿得头晕，他跑出去抽了根烟，回来之后就愤然宣布：“我要辞职！”
“这工作，看起来光鲜，谁都觉得挺羡慕，其实，累得要命。”由于长时间精神紧张，连青春期都没长过的痘痘在肖林脸上迅速“脱颖而出”。由于工作压力大，生活不规律，经常需要喝酒应酬，不到一年，肖林就胖了十几斤，小肚子也凸了出来。“我这还算胖得少的，跟我同时进来的同事，有的都胖了30斤了。而且，都是虚胖。”肖林说，工作之后，感觉自己的身体明显不如从前，每天都面色憔悴、唉声叹气。
职场中，肖林的境遇决不是偶然。近期，一项调查（1639人参与）的结果让人惊讶：94.7％的受访者表示，职业给自己的身体或是精神带来了伤害。
调查显示，公众认为自己面临最大的职业伤害依次是“压力太大，长期精神紧张”（38.0％）、“颈椎病、肩周炎、腱鞘炎”（28.1％）、“长期坐办公室导致的肥胖”（19.6％）和“喝酒应酬导致的‘三高’”（8．2％）。
平均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受到职业伤害
5月28日，深圳华为公司员工、25岁的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被诊断死亡。他全身的多个器官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不断衰竭，直至最后一刻。华为公司的新闻发言人表示，虽然过度劳累与胡新宇死亡不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但确实存在相关性。
悲剧并没有结束。仅仅过了两天，5月30日，广州市海珠区一家服装厂35岁的女工甘红英死在出租屋。医生诊断她的死亡原因是“猝死”。此前的三四天时间里，为了赶活儿，甘红英每天都从早上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她在这四天里的工作时间为54小时25分钟，累计加班22小时。
不能否认，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可就在这繁华的背后，却是人们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工作节奏越来越快的无奈现实。许多人都开始感觉到，自己正在被工作所奴役。
为了争取更好的生活，年轻人给自己多一些压力，似乎无可厚非。企业为了迅速发展，提倡员工“加班加点”，看起来也很有道理。只是，一旦加班加点工作成为一种常态，问题就自然会随之而来。今年2月，国家安监总局对媒体透露，我国目前有7亿多人因受职业伤害，成为不健康或者亚健康的人，也就是说，平均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受到了来自职业的伤害。
“对于职业伤害，我国目前的法律还没有完全覆盖到”
与父辈们相比，现在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公司、企业工作，压力大自不必说。但需要注意的是，与这种压力相匹配的相关劳动保障却没能及时跟进。一些单位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牲口用。换句话说，一些企业对员工健康的保护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其实，早在1960年，国家就开始推行八小时工作制。1994年和1995年，又对周工作时间进行了两次调整，先是将沿用已久的每周工作48小时改为44小时，紧接着又缩短为40小时。但这些规定，很多单位却熟视无睹——即使违规，似乎也没有什么处罚措施。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关怀表示，“《劳动法》制定时，中国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部法律现在已明显滞后”，“但目前，立法的重点在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劳动法》修订难以启动。”
一位专门研究《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专家，因为感觉这个话题“很敏感”，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这位专家说：“对于职业伤害，我国目前的法律还没有完全覆盖到。”
据了解，2002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对工伤有明确的规定，共列出了10类共115种，其范围包括人们在工作中受到的身体、生命、器官的伤害。至于工作对人精神上造成的损伤，目前在我国的法律中还没有明确规定。
“我国《劳动法》操作性不强，制度建设和研究也相对落后。”这位专家说，在他的印象里，《劳动法》颁布12年以来，似乎还没有进行过一次修订和解释。“但与此同时，工作对人的伤害却在不断地以新形式出现。一部‘不与时俱进’的法律能够有效保护劳动者吗？”
调查发现，对于职业伤害，有76.8％的人表示“没办法，只能自己忍着”，12.4％的人会试着“申请休假，调整状态”，7.7％的人会选择“辞职，换个工作”，只有3.1％的人会“寻求法律保护”。
这位专家表示，遇到职业伤害，如果在法律所囊括的职业病范围内的，可以申请工伤解决，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可以诉诸法律。同时他也表示，“在现阶段的中国，想打赢官司或许会很难”。
这位专家认为，我国现有的法律对职业伤害不是没有规定，只是滞后。同时，监督机构的监督力度太小。“劳动监察大队就是监督机构，但现在很难做到从点到面的检查。即使检查出某单位违反《劳动法》，也只是罚款了事。企业的违法成本很低，自然对《劳动法》不在乎。”
据《中国青年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