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下午，安徽省卫生厅原副厅长尚军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安庆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5万元。法院经审理认定，尚军在案发前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案发后积极退出全部赃款，认罪态度好，并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具有自首和立功表现，“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司法实践中，尚军这样的落马贪官因“检举揭发”立功而被“优待”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国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了三种立功形式，即揭发犯罪的立功、提供重要线索的立功、协助司法机关缉捕其他犯罪分子的立功，并规定立功“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重大立功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立功从宽”制度的意义，一是激励犯罪分子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使其能以较为积极的态度协助司法机关工作，提高司法机关办案的效率；二是可以有效地瓦解犯罪势力，从而减少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犯罪分子无立功，国家不能加重其刑罚，犯罪分子有立功，则给予一定的奖励，这反映出刑法中的立功从宽制度更偏重于法律的功利性，这与自首制度更偏重于犯罪分子投案的自觉性相比，是有所不同的。
　　与普通刑事犯罪一样，在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中，“立功从宽”制度也具有积极意义。但笔者认为，涉及被告人法定职责的“检举揭发”不宜认定其“立功”，与之相反，还应该追究该被告人的渎职责任。因为，与普通犯罪分子不同的是，某些贪官在落马前，本来就负有这样或那样的同犯罪作斗争的法定义务。比方说，一个因腐败落马的公安局长，他的“检举他人重大犯罪线索”就不能算是有立功表现——打击形形色色的犯罪，本来就是公安局长的法定职责，公安局长自然会掌握一些鲜为人知的“重大犯罪线索”，放着“线索”不予查处，直到落马后才“检举”出来，实际上是在纵容和包庇犯罪分子——这类所谓的“检举揭发”，当然不能成为“减轻处罚”的理由。
　　虽然尚军“检举揭发”的详情我们不得而知，但她的“检举”如果与其在公安、法院系统任职经历有关，同样也不宜认定为“立功”。不难看出，“立功”法律规范的指引和评价功能很有可能被具有法定职责的人员所利用——对一些犯罪线索、犯罪现象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闻不问，大难临头时却拿出这线索来自保，这无疑违背“立功从宽”制度之本意。有关部门应该根据刑法的原则和规定，从立功制度更注重于功利性思想出发，对职务犯罪分子的“检举揭发”立功予以明确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