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3日,星期三(GSM+8 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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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公诉人亮剑
本报记者 仇健 通讯员 刘华松 邵建名/文 本报记者 王志浩/摄

  80后,作为一个时代的划分,已经成了一代人的代名词。他们接受多元化教育,宣扬新生代主义,并逐渐影响我们的生活。但不知从何时起,80后也成了“怀疑”和“迷惘”的代名词。在上一代人看来,他们成长的环境太过优裕,他们不懂得苦难,他们浮躁、追求感官的乐趣、缺乏责任心。
  然而事实证明,也许上一代人的担心是多余的。在比其他行业更强调经验与阅历的政法领域,新一代正以不同于前辈的方式迅速成长——前不久刚评出的第三届“全国十佳公诉人”中,出现了两个来自浙江的80后!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鲍健、绍兴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主诉检察官柴峥涛,他们都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也是本届十佳中仅有的两名80后公诉人。他们担当着对犯罪不枉不纵的重任,与远比他们年长的狡猾罪犯斗智斗勇。
  走近80后公诉人,我们看到了未来法治舞台的中坚力量。

  南方“小孩儿”
  跻身全国十强
  要不是鲍健自报年龄,记者怎么都想不到,庭上那个沉稳、老练的公诉人居然是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这位80后的年轻人身上还环绕着“杭州市优秀公诉人”、“浙江省十佳公诉人”、控辩大赛“十佳辩手”的耀眼光环。
  2006年11月20日,他和柴峥涛作为浙江检察官的代表前往北京角逐“全国十佳公诉人”。鲍健说,因为年龄小,他们被北方的同行们称为“两个小孩儿”。
  但比赛开始后,所有的人都不敢再小觑这两个南方“小孩儿”了。
  论文写作、公诉业务笔试、业务答辩、个人对抗赛,5天下来,鲍健和柴峥涛以他们的整体实力顺利进入了前20强。
  最后决定胜负的是11月27日的决赛辩论赛。和以往的辩论赛不同,这场比赛的题目是赛前20分钟才出示的,选手们根本没有时间准备,他们背后的智囊团也无能为力。而年轻的柴峥涛却说:“我更喜欢这样的挑战方式。”
  就这样,临阵不惧的鲍健和柴峥涛最终跻身十强,成为我省首次获此殊荣的公诉人。

  子承母业
  与阴差阳错
  柴峥涛说,只有在公诉人的席位上,他才有真正的成就感。
  他的母亲是一名检察官。“选择这个职业,多半是受了母亲的影响,从小就觉得这套制服特神气,特向往。”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后,他顺利考入了绍兴市越城区检察院,开始了他的公诉生涯。这一年,他还不满21周岁。
  “不要看他年纪轻,也不要被他的娃娃脸蒙蔽了,柴峥涛办起案来非常沉稳干练。”越城区检察院公诉科科长沈卫东这样评价这个曾经的下属兼学生。有一次,办理一起偷税、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案,庭审快结束时,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突然抛出一份证实被告人无罪的会计鉴定报告,案情顿时变得复杂起来。柴峥涛连夜请教相关专业人员,并准备材料。第二天庭审时,他一连抛出了20多个问题,将辩方律师问得哑口无言。在场的一名会计专业人员也不由惊叹:“这位公诉人好像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注册会计师!”
  “在他身上没有80后常有的浮躁与惰性,有的只是对细节的一丝不苟和对疑点的紧追不放。”沈卫东说。
  “我喜欢这份工作,我觉得自己就是做公诉人的料。”说起自己的加班加点,柴峥涛将之定义为“兴趣”。这一点,让鲍健颇为羡慕,因为他从小的兴趣可不在此。
  鲍健说,他从小就喜欢理科,尤其是化学,特别棒。可因为物理课成绩平平,他最终被分到了文科班。
  “这样也好,往金融方向发展也不错。”他及时扭转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不料,考大学时,他竟被浙江大学法律系录取。
  “既然走法律的路,就发挥自己能说的优势,当律师吧。”做这个决定时,鲍健刚刚看了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辩护律师》,对律师充满了崇敬之情。
  可天不遂人愿,他最后还是走进了杭州市下城区检察院的大门。“既来之,则安之。”鲍健说,自己是个适应力特别强的人。没多久,他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个职业。

  越新越难
  就越有挑战
  或许因为他们是新生代,对新生事物有一种天生的接受能力,院领导都喜欢把一些新类型案件交给他们办理。这不,刚从北京回来,鲍健就接了一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案子。他说,这是一个新罪名,全省不敢说,全杭州肯定是第一例。
  鲍健办这样的案件不是第一次了。2004年,他办理了一起交通肇事车主将被害人转移、抛弃,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离奇案件;2005年,杭州人耳熟能详的“头文字D案”,也是他成功起诉的。他说,越是新的案件,越有挑战性。
  在柴峥涛的办案记录中,记者更是发现了不少当地的大要案。胡云明、王继英信用证诈骗、伪造金融票证案;石昊春诈骗、合同诈骗案;罗飞达非法拘禁案;邵国安受贿案等,这些在绍兴有着重大影响的案件,竟全是这位80后公诉人办理的。
  看见记者惊讶的表情,柴峥涛腼腆地说:“领导把这些案件交给我办,还是需要一定魄力的,尤其是2003年轰动全国的‘毒咸鲞’案件。”
  2003年,绍兴的“毒咸鲞”事件被中央媒体曝光后,引起了全国关注。在侦查阶段,柴峥涛受指派提前介入,引导取证。后来,庭审实况通过电视台向全市转播,这一天,全市的老百姓都目睹了柴峥涛这位年轻检察官正义凛然的风采。在庭审中,他运用大量证据驳斥了被告人的狡辩,并巧妙地使用间接证据证实了案情。最终,法院采纳全部指控,对被告人作出了有罪判决。

  年轻的心
  有了责任和力量
  有人说,80后虽然敢闯敢干,但却因享受着优裕的物质生活而吃不起苦、害怕挫折、没有责任感。对于这样的评价,两名80后公诉人都不以为然。
  而且,年轻的他们都特别重视庭审效果。柴峥涛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开完庭后要把自己在庭上的每个细节在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过一遍,这次的失误,下次绝对不能再犯。
  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们每天都在接触这个社会的阴暗面,这又让年轻的他们多了一分同龄人没有的悲天悯人和社会责任感。
  在鲍健看来,案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悲剧,被告人、被害人,还有他们的家庭。有时候,庭审取得成功,当贺喜的掌声传来时,鲍健心中却没有一丝喜悦。尤其是,当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被告人因一时失足而痛哭流涕时,鲍健的心里充满了酸楚。
  对此,柴峥涛则觉得自己格外幸运,同时又责任重大。站在公诉人的席位上,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是他们的责任;将教训告诉更多的人,也是他们的责任。工作之余,鲍健常到辖区的学校同学生们座谈,柴峥涛则将他目睹的教训,通过电波告诉更多的人。
  因为热爱所以专注,因为专业所以精彩,因为敬业所以成功。采访中,柴峥涛说,他的公诉人生才刚开始,精彩的还在后头。而我们,则看到了未来法治舞台的中坚力量正在不断成长、成熟。

  办案片段

  大雪和大雾
  都无法阻挡追求真相的脚步

  鲍健说,一个好的检察官,必须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因为他没有犯错的余地,任何一个微小的差池都将影响对犯罪的定性。记者截取了两个他办案的片段,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身为80后的他们能跻身全国十佳,并不是偶然的。
  两份出生登记真假难辨
  2004年,鲍健承办了一起故意伤害案。案件审查期间,被告人中一名安徽青年的家属提供了一份当地计生办出具的出生登记,显示案发时该青年还未成年,可根据公安机关提交的证据,当时该青年已经成年。
  两份互相冲突的证据,究竟孰真孰假?当时,有人建议鲍健按未成年人起诉,这样可保万无一失,但鲍健决定查个清楚。那时,离春节只有10天了。
  前往安徽的路上下起了大雪,湖里已是冰冻三尺。经过近10个小时的奔波,鲍健才赶到目的地。第二天,他出发去镇里取证,却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大雾,能见度只有10米。大雪与大雾都没能阻挡鲍健追求真相的脚步。当他出现在镇派出所,说明来意后,当地民警大为惊讶:“大过年的,你们跑这么远就是为这么点小事啊?”
  在鲍健眼里,这可不是小事,而是关乎被告人刑期的大事。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他终于证实,计生办出具的是假证。案件成功起诉了,但鲍健的工作没有完结,他给当地纪委发了一份检察建议,要求对计生部门进行调查,因为他们的行为不仅干扰了办案,也孳生了腐败。
  零口供的被告人在庭上哭了
  说起庭审,鲍健说,2006年我省第一批高校腐败案中,某高校图书教材中心副主任段某涉嫌受贿案值得一提。
  案件到他手上时,没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段某拒不回答任何问题。当时,大家对于段某身份的定性分歧很大,而这关系到罪与非罪。为此,鲍健跑了不少部门,最终确定高校图书教材中心属于国有的性质。
  当鲍健提审段某时,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而这东风,就是段某的认罪态度。
  在2个小时的提审中,从段某的成长经历,到图书中心的责任,再到作为一名老师应有的职业操守,鲍健与段某进行了情与法的交流。临走前,段某突然抬起头对鲍健说:“我会好好想想的。”
  这是否意味着段某的顽固有了一丝松动?鲍健不是很有把握。开庭时间定在上午10点,他做好了段某拒不认罪、庭审陷入胶着状态的准备。庭审前,他特地买了块蛋糕,“垫垫肚子”。
  当天,在庭审现场,除了段某的家人,他所在学校的老师、学生坐满了旁听席。鲍健寻思着,正好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敲敲警钟。于是,在宣读公诉意见书时,他说:“段某虽不是一名真正的教师,但作为负责采购图书的管理人员,不论是学生还是与他有工作往来的人都尊称他为‘段老师’。古语有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不管其是否是一名真正的教师,也应当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和高尚的职业道德。”这时,他发现,段某的眼眶湿润了。
  当他说“如何对得起‘老师’这个神圣的称谓,如何对得起信任你的领导和同事,如何对得起一直无私支持你工作的亲朋好友”时,段某当庭流下了悔恨的泪水。这时,鲍健确信,段某的心理防线被彻底攻破了。
  因为段某的当庭认罪,庭审在一个半小时后顺利结束,段某被当庭判处有期徒刑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