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浙江，已成为成千上万外来务工者创业的乐土。在外来人员犯罪在城市刑案中所占比例仍然居高不下的同时，今年“五一”前，我们也在获奖的劳模中看到了不少外来务工者的身影。
　　在同样的社会大环境里，为什么同是外来务工人员却走上了完全相反的人生道路？他们的人生究竟在哪里发生了转折？
　　我们从临安市选择了几位外来务工者的人生经历进行剖析。站在人生的转折点，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他们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于是，他们中有的刚刚当选为临安市劳模，有的在蓬勃向上的人生道路上坚持不懈地努力着，还有的却因偷窃、伤人等犯罪锒铛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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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积月累完成的成功
　　1970年出生的程小斌是杭州淳安县千岛湖人。说到学历，程小斌说他很惭愧，只有高中而已。16年前，他还是一个刚出校门普普通通的高中生，而今天，他管理着拥有400多名员工的服装公司。名片上，他的名字衬着一个醒目的头衔：杭州伊斯特服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在临安市今年5月评出的3个外来务工者劳模中，他是其中之一。他对自己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是否劳模不重要，但拥有现在的社会地位和优裕生活，却是社会对他最高的肯定。
　　程小斌的创业过程听起来有点“沉闷”，似乎没有出现什么改变命运的契机。
　　1990年，刚毕业的程小斌开始了打工生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淳安县二轻公司服装厂打杂，从此便和服装结了缘。“当时只是个打杂的小零工，但我心里认认真真地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事业，我知道‘行行出状元’的道理。”但程小斌也明白，只停留在打打杂是不会成功的，做“状元”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这位小零工开始不再满足于没有技术含量的简单操作，他暗中学起了手艺——学裁剪、学缝纫、学制样，又参加了杭州服装研究所的培训班。
　　1991年，学成之后的程小斌怀着梦想踏上了南下之路，在深圳的服装企业里摸爬滚打了整整4年。1995年3月，他作为技术人才被杭州伊斯特服装有限公司聘请，从制版工开始，到技术科长，再被委以重任，成为负责公司全局的厂长和常务副总经理。“做服装容不得半点差错，一颗纽扣有问题都不行。”在生产车间里，程小斌拿着一件加工中的半成品认真地提醒员工。从1995年来到伊斯特服装公司至今，没有一起业务差错从他手中溜过，工人们都对程总经理的口头禅耳熟能详：任何事，要做就要把它做好。
　　不过，程小斌并不同意“没有命运契机”的说法。在他看来，人生的转变契机不是突发性的，而是长期存在的，这个社会有很多途径和机会，让你在经过努力后达到成功。“因此，我把这种途径的存在视为我成功的契机。”程小斌说。一个学历不高、经历并不传奇的普通外来务工者，就这样在平凡的10年中完成了他不平凡的蜕变。程小斌的经历给我们这样一个启迪：成功，更多的是以日积月累的形式完成的。
　　沃土才能长出大树
　　壮实小伙郝瑞金来自江西九江，他的创业经历说明了成功契机的另一个方面。郝瑞金是临安最大的服装企业——浙江华新集团的一名车间主任。这个职务属于公司中层管理人员，郝瑞金已经不再需要参与一线生产，只需要做好对本车间员工的管理、协调、监督工作；而他的工资则是当车工时的两倍。
　　1995年，初中学历、在福建有过短暂打工经历的郝瑞金进入华新集团做服装车工。3年后，工作出色的郝瑞金被提拔为组长，手下管着20个工人，正式跻身企业管理行列。不久，郝瑞金管理的组有了明显改进：工作问题少、产量高、组员工作质量普遍提高。这证明了郝瑞金拥有不错的管理能力，再加上人缘不错，他很快晋升为车间主任。
　　“我们员工的晋升有系统的考核制度。”华新集团工会主席项雪英告诉记者，这个制度保证了外来务工人员有足够的发展空间。项雪英认为，外来务工者成功的契机包含两个元素——个人努力与良好的发展环境。
　　郝瑞金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觉得自己的成长与华新集团的发展密不可分——他进厂后的这10年，正是华新集团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公司急需更多的管理人才。这时，一批工作突出、综合能力较强的老员工被迅速提拔起来。与郝瑞金同时期进厂的另外几名外来务工者，有的也成为了车间主任，甚至更高级别的管理人员。
　　据项雪英介绍，在华新集团，有80%的员工是外来务工人员，中层管理人员中有70%～80%是外来务工人员。“在我们公司，没有本地人、外地人的区别，甚至对外地人有更多优惠政策，尽量让他们能安心工作，全力发展，没有后顾之忧。”当然，郝瑞金也不是没有接到过别家企业伸过来的橄榄枝，但每次都被他拒绝了。“我这棵树，还是得在这块土地上才能长得壮。”这块合适的土壤为他打造了成功的希望。
    
　　右
    也许是因为光明的背后总有黑暗存在吧，记者也看了到与成功者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观、走了完全相反的人生路的另两名外来务工者的人生。他们的经历也离不开“契机”这个关键词，给我们的启迪却是沉重的。
　　偷上几年来致富
    姚某来自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现在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未能树立正确价值观”，却已不得不面临拘役之刑。
    2005年初，还不到18周岁的姚某在同乡的介绍下，来到临安找工作，开始了和郝瑞金他们没有任何不同的起步阶段。但是，他难以忍受每月几百元的工资收入，这样的收入水平让他无法在短时间里实现自己致富的梦想。
    于是，他为自己找到了“契机”——偷窃。
    姚某的想法比较“实际”，而且比较简单——他准备偷个几年，等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就在临安开一家商店、买一套房子，然后再把含辛茹苦养大自己的父母接到临安，共享天伦之乐。
    他采取的方法也曾在短短的几天里让他感觉到实现“理想”的可能，他甚至还算过一笔账：按照现在的速度，平均半个月可以“赚”近2000元，那么一年下来就有5万元的“收入”，只要平时省吃俭用，实现“理想”应当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他开始新的“工作”了。2005年9月12日，姚某采用撬门的手段窃得人民币100元、男式手表1只；同年9月14日的“收入”相对少一点，只偷到了1瓶“21金维他”和1床被套、1本地图册，价值72元。不过，第三次行动的“利润”就猛地上升了，这着实让他兴奋了一阵子——这次偷到了2只手机、1只手表，价值1165元。
    第四次，他又用插片开门的方法偷了370元。这次，尽管也有不少“收入”，但他却没有一点高兴的感觉，相反还很懊丧，因为他被抓住了。
    由于他作案时未满18周岁，今年1月23日，姚某被法院以犯盗窃罪从轻判处了5个月的拘役，还被罚了1000元钱。
    在面临审判的时候，在办案法官的教育下，姚某终于恍然大悟，认识到了自己“在临安打工期间未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因法制观念淡薄而走上犯罪道路”。然而，他又何尝仅仅是在“打工期间”未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呢？
　　比我强就教训你
    和姚某相比，冷小兵等从贵州、云南、湖北、安徽等地来的6名外来务工者，在其黯淡的人生道路上走得就要远一点了。他们所犯的是故意伤害罪，分别被判处了5年到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去年10月20日，在临安一家电器厂工作的冷小兵因为工作上的琐事与同事刘某发生争执。自认为吃了亏的他马上叫来了6名“好兄弟”帮他出头。经过预谋，这7人当晚赶到刘某的居住处，采用拳打脚踢、砸啤酒瓶、砸石块等手段将刘某殴打至重伤。
    于是，7人锒铛入狱。
    在法庭上，6名被告人痛哭流涕，几乎一致认为他们前往刘某住处，只是想帮冷小兵教训一下刘某，决没有故意要打伤他的意思。而冷小兵的辩解更为离奇，他说，在厂里，刘某的工作质量和产品数量总是比他要高，而他们两人却是在同一时间进厂工作的，看着刘某总是对他指指点点的，他早就憋了一肚子闷气了。正好，那天发生的争执让冷小兵觉得自己在很多同是外来务工的人面前丢了很大的面子。冷小兵说：“就是刘某的一句话让我下不来台，他说，你如果想不听我的，那你就想办法坐我的位置，那就成了。”
    然而，在看守所里，冷小兵的情绪总算是冷静下来了，看法也相对实际起来。他曾对看守所的民警说，其实刘某的说法也未尝不对，确实是这样，如果要想出人头地，就要努力往上走，而采取这样的报复方法，即使是将人打死了，自己不还是得听别人的吗？“而且，本来在厂里听刘某的还能获得一份正常收入，现在好了，不但没有了收入，连自由也没了！”
    
　　专家点评
    同样是外来务工者，同样在临安打工，为什么最终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面对这个问题，临安市总工会副主席黄文豪的见解十分精到。
　　他说，从个体的主观方面来看，主要是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差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偏差，即使他的周围全部是成功人士，他的世界观也是灰暗的。“打个比方，两个贫穷的人对一个富人就可能会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羡慕，并发誓要通过努力最终过上和那个富人一样甚至更好的生活；而另一个却可能一天到晚想着这个富人是如何地为富不仁、是如何地靠盘剥他人而过上好日子，还可能产生一种贫贱骄人的心态，把自己的贫困归咎于那个富人。”
　　再者，就是客观方面的环境因素了。黄文豪认为，个人素质很好，如果没有一个施展能力的平台，同样很难成为一个成功者。他说：“如果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很强，但却没有工作的地方，或者有了工作却无法发挥自己的能力，那么即使这个人拥有劳模的素质，也同样成不了劳模。”
　　看来，提高自己主观方面的认识和建立一个和谐公平的环境，外来务工者才能创造一份美好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