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正式成立，恰如良医把脉，一下捏住了政府的痼疾所在，令香港成功地实现了由乱到治的历史性转变。可以说，精确的职能定位、合理的制度设计、严格的法律规定和科学的程序保障，为香港成就“廉政品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1月，《香港廉政公署全传》出版，通过30余年来香港廉署所侦办的大案，对其概貌作了一个透视。本报浓缩了该书的第二章，以飨读者。

　　（节选）
　　统计数据表明，香港廉政公署成立时，所接到的全部投诉中与政府部门相关的，占86%，其中投诉警察贪污的即占45%。
　　廉署成立之后，对于警察队伍的贪污活动，打击力度非常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个前警司为了减刑主动提供了许多警务系统内贪污腐败的线索。他就是葛柏案（Peter Godber曾任香港总警司，此案是廉署成立后办的第一起贪污大案）中给廉署提供了重要线索的外籍前警司，中文名叫韩德。

　　两警司戴罪立功
　　韩德是前香港警务处的侦缉警司，其职务相当于中国内地市级公安局的刑警队长。他是英国人，自1954年进入警队至1973年因腐败而入狱，19年间共攫取非法财产500万港元，超过其任职期间总薪水的10倍。据韩德后来交代，香港警察内部实际已经形成了一个贪污组织，在这个集团中，他属于高层的一分子。
　　韩德的腐败引起了香港市民的极大不满，他们数次匿名投诉，却都落入了贪污集团的手中。直到1973年2月，一封投诉信非常意外地被送到了警务处长宝信手中。随后，韩德因巨额财产来历不明受到指控。
　　韩德向廉署爆出了湾仔华籍警司郑汉权向葛柏行贿2.5万港元一事，并且愿意为警方作证。正所谓拔出萝卜带起泥，郑汉权又按照廉署的要求成为污点证人，正是他们两人，成功地将葛柏送进了监狱。
　　事后，韩德提前出狱，不久又和太太一起移民去了西班牙。郑汉权后来也受到了“优待”——法庭没有追究他行贿的法律责任，廉署也没有继续追查他的犯罪行为。只是，他俩都无法享受警务人员的高额退休金了。
　　为此，《香港商报》曾发表短评《对大贪官太优待了》讥讽廉署和香港政府，市民们也有诸多不满。但时隔多年之后，大多数香港市民已经完全理解了廉署的这种做法。因为韩德、郑汉权和廉署的配合，引发了一场全面打击警察内部贪污行为的战争，更由此引起了一场香港警察队伍的大地震。

　　四探长闻风而逃
　　在这些人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闻名于香港的4大华人探长——吕乐、颜雄、韩森和蓝刚。他们经历相近、地位相当，名声也不相伯仲，彼此又成为整个香港警队贪污链的中坚人物，相互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4名探长中，吕乐的资历最老，地位也最高，蓝刚是后起之秀。当时的香港“四大家族”（新义安、义群、14K、胜和）4大黑帮，都给足他们面子——即使他们坐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干，这4大黑帮也会送案件给他们去交差。新警务处长上任，也都要来拜访他们。
　　提起吕乐这个名字，内地人或许不太熟悉，但如果提起雷洛，不少人就会有如雷贯耳的感觉了。雷洛其实就是吕乐。
　　雷洛是刘德华所演的电影《五亿探长雷洛》中的人物，这部影片上映后极受欢迎，雷洛也因此成了香港电影中的一个品牌。
　　为什么称其为“五亿探长”？理由很简单，据香港廉政公署调查，吕乐当时的身家有5亿元，仅仅是在香港的物业，便时值300余万港元。
　　1958年，香港的华人地位尚低微，尤其是政府部门，很难见到华人身影。吕乐却在这一年被提拔为新界区总探长之职。
　　当时的吕乐，应该就是一种江湖大腕的角色。一方面，他有警探“红”的一面，办事雷厉风行、果敢决断；另一方面，又像黑道人物一般，巧取豪夺、仗义疏财。他既向上司行贿，也向下级收贿，同时也利用手中的权力，向辖区所有机构收取好处费，同时充当他们的保护伞。
　　这个贪污链从韩德以及郑汉权处断开之后，吕乐迅速逃往加拿大。1976年11月4日，廉署发出了有关他的通缉令。吕乐见形势不妙，又离开加拿大，来到了与香港没有引渡条例的台湾。至今，吕乐一直生活在台湾，现年85岁的他已被通缉29年，这份通缉令直到今天仍然有效。
　　蓝刚于1969年提前退休，当他意识到形势不妙时，便以出境旅游为名去避风头。1977年2月11日，香港廉政公署发出对蓝刚的通缉令，此后，蓝刚再未返回香港，直到1989年因心脏病在泰国逝世。
　　廉署秘密调查后发现，排在第三位的韩森服务警队期间，所有薪酬加起来不足20万港元，但他离开警队时，各项财产加起来，超过了415万，其中包括47个物业单位、12个银行户口、6间公司和多部名贵汽车等。
　　1976年，廉署发出对韩森的通缉令，但此时，韩森早已在海外定居，后来他也到了台湾，直到1999年病逝。
　　4大探长的最后一位是颜雄，此人的最后职务是油麻地警署的探长，于1977年1月24日受到廉署的通缉，但此前他也已经外逃，目前定居在泰国。

　　众警察曾围攻廉署
　　据后来的统计数据表明，自葛柏案之后至1976年间，成立只不过两年的廉署，便在香港警队内部挖出了近20个贪污集团，数名警司级的高级警察被捕，数百名各级警员被捕或者被通缉。
　　这在香港社会引起巨大反响，也在警队内部引起极大恐慌。因为他们很清楚，整个香港警队没有几个人是干净的，廉署这样查下去，迟早有一天自己会进监狱。
　　于是，警廉之间渐渐积聚了一种由恐惧演变而成的仇恨。到了1977年，这种仇恨终于酿成了一起警廉间的大冲突。
　　当时，油麻地一带有很多街边摊档，其实是黑社会贩卖毒品的场所。大批警察对此暗中保护，并收取保护费。廉署秘密派出调查员潜伏在这些摊档附近录像。
　　此后，廉署便公开或者秘密将这些涉案警员请去“饮咖啡”。那段时间，九龙区各大警署的警员常会莫名其妙地“失踪”，令每一个警察都有一种巨大的压力。
　　1977年9月至10月间，廉署对尖沙咀警署采取了大规模的行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有260余名警员被逮捕，其中警司或总督察一级的高级警务人员，便有22人。这等于将整个尖沙咀警署一锅端了，而且这种逮捕行动开始从尖沙咀向周边的3个警署扩散。
　　在如此压力下，警察们自然不甘束手就擒。尤其是那些高级警员，他们便煽动下面的警员闹事。10月下旬，九龙分区各警署中1.1万名警察联名向警务处长递交控诉信，表达对廉署的不满，并且表示，政府如若不制止此事，他们将不再维持香港的治安。
　　但廉署所办的这些案子可谓铁证如山，警务处长将抗议信拿到港督那里，得到的是一阵怒骂。警察们见无法制止廉署的行为，便开始孤注一掷。
　　1977年10月28日，大量警察聚集在警察总部，抗议廉署对警察的“清剿”。据当时几家香港媒体估计，聚集的警察有2000至5000人，这些人一直从湾仔警察总部游行至廉署所在地，然后将廉署包围，有近百名情绪激动的警察冲进廉署。在这次冲突中，警察砸毁了廉署的大量办公室设施，并且将数名廉署工作人员打伤，造成了一起恶性流血事件。
　　暴动警察直接提出要求，希望港督撤销廉政公署。这次警察暴动立即引起了全体香港警察的呼应，他们准备再次冲击廉署并冲击香港政府。
　　形势一触即发，港督也因此陷入困境。但对于警察们提出的要求，港督不能答应。
　　当年11月5日，港督发布特赦令，宣布特赦1977年1月1日前的警队内所有的贪污行为，廉署将对涉及此日前的全部投诉不予受理。但此特赦令不包括目前已经被通缉或者逮捕的警务人员。
　　这一特赦令使得绝大多数闹事警察得以解脱，许多警察开始退出冲突阵营。事后，港督又亲自召集立法局举行紧急会议，强行通过了《警察条例》修正案。修正案规定，任何警员，不论级别，如果拒绝执行命令，将被立即开除，不得上诉。如此一来，事态迅速得到制止。
　　1978年4月，廉署向港督递交了一份多达118人的贪污警察名单。看到这份名单后，港督亲自下令律政司以及其他相关机构，签署了对这些人的逮捕令。而因为特赦令不再追究的一些人，也被强令退职。至此，香港警队的贪污之风始受遏制。
　　（故事浓缩　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