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年关，千千万万民工携带千千万万现金返乡回家，是中国年景一大观。民工为什么携带现金回家？电影《天下无贼》中的民工傻根携带6万现金回家，同事劝他从邮局汇款，但傻根坚持随身携带并说：“6万元从邮局汇款就变成59400元，600元都可以回家买一头驴。”真是这样吗？抑或还有其他原因？本报记者深入采访，为你解开民工浓烈的“现金情结”之谜，以及进城民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需要怎么样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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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扒铁警一路护送保障现金安全回家
    成都铁路局开行的数趟民工专列日前正式启运，成都铁路局公安处除了安排乘警执乘外，还特别派出8支反扒“铁鹰小分队”分布在列车上为回家过年的民工保驾护航。
    与乘警不同的是，反扒队员全着便装，背着旅行包，装束打扮跟民工差不多。成铁公安处乘警支队副政委、“铁鹰小分队”队长刘从久日前亲自率队踏上开往上海的L26次列车，他称，反扒队员将通过勤巡视、勤检查、勤清理、勤宣传等方式，力保出川民工辛苦一年挣得血汗钱的安全。
    成铁公安处节前共抽调11名警力补充到乘警支队上车执乘，并对临时上车执乘的民警进行短期培训。同时，成铁公安处还成立了由23名民警组成的8个“铁鹰小分队”，专门对成都至上海、北京、广州等数次列车进行重点护航，严厉打击盗、抢、扒、骗旅客财物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回乡民工：汇款实在太麻烦
    1月24日的下午，放晴后的天气刮着北风，温度明显降低。在杭州城站火车站外，随处可见手提行李包和蛇皮袋的民工在等车返乡。他们或者三五成群地坐在行李袋上聊天，或是背着比自己身体还要庞大的行李在缓缓前行，在他们刻着皱纹的脸上写着一年的辛劳和回家的渴盼。面对记者的采访，他们不知所措甚至还有些惊恐，很多人以惊愕的眼神盯着我，然后缓缓摇头拒绝了采访，因为对他们来说，“钱”，意味着家中老小的温饱，是沉重而不能触碰的话题。
    憨厚的小伙子宋斌是第一个回答记者问题的人。他今年22岁，来自阜阳，在宁波慈溪的一家电器厂打工，他在确定了记者的身份后认真地说：“我们会带现金回家，但一般都缝在里面穿的衣服里，小偷没机会下手的，而且我们老乡几个结伴走，相互间都会留心照看的。”可能是因为小伙子打开了话茬，他旁边的几个同乡也渐渐插上了嘴。“我以前坐火车就被偷掉了2000块钱呢，那可是一年省下的，放在内侧的衣服里，总以为可以放心点了，结果还是……”老张是宋斌的一个同乡，回忆起往事，他摇摇头，停顿了好一会才接下去说，“后来我都封在贴身穿的衣服里才算保险。好几次改坐汽车，因为听别人说汽车比火车保险。”
    当记者问他们为什么不选择使用银行卡汇款或是邮政汇款时，老张呵呵一笑说：“卡？不会用啊。”而同行的另一位被称为“白毛”的中年男子插话道：“那些邮局、信用社都在镇上，汇也只能汇到镇上，取趟钱要翻好几十里山路呢。太不方便了，家里只有老人小孩，让他们跑这么多路取钱还不如我们把现钱带回家。”
    在他们看来，比之汇费的支出，汇款的不便利是挡住他们汇款脚步的主要原因，电影里“6万元从邮局汇款就变成了59400元”的说法，他们都笑笑说是“编的”，宋斌告诉我他汇100钱才收了5毛钱的手续费，在他看来也不是很贵。
    在此后记者随机采访成功的10个人中，有7个人表示带了些现金回家，而之所以带现金的理由，主要还是使用汇款太过麻烦，而且也有少数人表示要缴纳汇费“怪心疼”的。
    看样子，很多民工兄弟之所以带着现金返乡，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金融系统的服务远远不能适应民工的需求。如农村信用社还未真正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电子汇兑网络，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业务设备、运作手段还十分落后；有些民工选择通过邮局由异地向家乡汇款，但邮局只在乡镇一级的地域设立网点，农民取款往往要往返几十里，极不方便；还有的金融机构的营业网点为了完成存款任务，想方设法不让民工将钱取出，久而久之，民工们对这些金融机构便敬而远之。种种因素的存在，决定了民工们像影片《天下无贼》里的傻根一样带现金回家既是心理的偏好，更是不得而为之。
    
    农信社：科技发展的瓶颈期
    在车站的调查中，记者发现，越来越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已渐成中国农村的一特有社会群体。然而，在金融服务领域，为进城务工和经商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方面，却还一直停留在初级阶段。不得不说，对这部份群体服务的金融服务措施的空缺乃是导致“民工现金情结”浓厚的重要原因，给他们带来的不便也就显而易见。谈到农村金融服务，能够深入到广大的农村、网点最多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合作社就成了话题的中心。诞生于五十年代初的农村信用社能够最直接地服务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在中国金融行业中的地位不可忽视，但却一直处于营业网点少，业务运作手段落后的尴尬境地。世界银行曾就中国农村信用社的情况发布调查报告称，目前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仍然不能满足农村市场上对融资的需求。为了建立起一个多元化和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有必要在借鉴国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中国农村金融的战略模式。
    农村信用合作社曾一度靠挂在中国农业银行。1996年，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农业银行脱钩。脱钩以后，由于自身服务手段比较落后，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一直到现在，还有不少落后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处于单机操作。因为没有实现各农村信用社之间的联网，数据分散，严重影响中间业务（代收、代付业务）的开展。更由于农信社目前还没有全国性的管理机构，甚至有的地域还没成立省一级的联社，使得农村信用社之前只能根据各省自身情况打通结算瓶颈。2003年8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方案》，开始撬动长达十年亏损的中国农信社改革。
    第一批进行农信社改革试点的山东省，在打通结算瓶颈上先行了一步。2003年底，山东省农村信用社建成了全国农信体系中第一家省级网络中心，实现了全省通存通兑。目前，江苏、广东、北京、上海、天津等少数省市也陆续在省内开通通存通兑。浙江省在去年中旬也完成了这项业务的改革。
    “全国各地农信社的信息化之路大都起步较晚，尤其在信息管理方面，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信息管理工作几乎都是通过手工进行的。省级联网或者结算不畅的问题都和信息管理息息相关，农信社如何因地制宜搞好信息化是我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我省温州泰顺县的一位基层信用社办公室戴主任开门见山地点出了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针对点。在城市里宽带已经渐渐普及的同时，农村的信息化道路却任重而道远。“改变系统不难，但是要改变人的固有思维却是相当困难的，我们光是教老员工使用电脑操作系统就要1个多月的培训。”

    省人行：新农村金融建设的明天
    据有关媒体披露，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超过1亿，农民工每年向家乡的汇款额达数千亿元，且每年都保持高速增长。单单依靠农村信用社的完善来解决如今农村金融问题毕竟势单力薄。在去年的农村金融体系改革中，贵州农民工银行卡这一新金融品种的引入工作无疑是一剂重磅炸弹。人民银行组织工商银行、农业银行、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及中国银联，专门为农民工开辟了银行卡取款特色服务通道（试点）。
    通过这一新型特色服务，农民工在务工地或在家乡办理有关银行发行的“银联”卡后，就可以实现在异地利用银行卡存款，在家乡就近的农村信用社营业网点柜台即时取款。这种特色业务与其他汇款方式相比较，更为方便、快捷，特别是避免了携带现金返乡的各种风险。目前，该项业务首先在贵州试点，人民银行将在试点基础上，总结经验，完善措施，逐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推广。
    浙江省人民银行负责外宣的工作人员沈杭对农民工银行卡的试点非常肯定。
    而对于浙江省下一步是否也将实施农民工银行卡的计划，他表示目前的具体情况还不是很清楚，细节的操作现在一般由中国银联杭州分公司负责。当记者联系上银联办公室负责外宣的工作人员陆萍萍时，她告诉记者，其实在我省已经有了一种类似于农民工银行卡的衍生品种：“柜面通”。
    她告诉记者柜面通业务是指利用银联网络，自愿参与的成员机构发行的银行卡，使用成员机构提供的银行柜面终端等相关设施来完成跨行查询、存款、取款、转账等交易，为持卡人提供更加方便、快捷、安全的服务，“办理这项业务所有的存取款现在全免手续费，而且因为在柜面上操作也解决了农民朋友可能不会使用柜员机和银行卡的窘境。”不过她也表示，这项业务目前真正在民工中普及还是相对比较少的，究其原因她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目前柜面通只能在全省联网，而很多民工来自外省，这对他们的意义就不大了。另一方面，我们的宣传还没有深入进去。”
    陆萍萍同时向记者透露，可能明年柜面通业务就可以完成全国联网，“到时候农民朋友们就可以很方便的使用这项业务了，并且随着
    全国联网的实现，我们也将深入到他们中间去，做好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使这项业务真正能够在新农村的金融建设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其实，建设农村金融不仅仅是农民工取汇款难的问题，还表现在更多金融品种缺失等多个方面。新农村的金融改革实在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