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6日，是我省第九个“环卫工人节”；而浙江省环卫工人节的设立，和一位“老环卫工人”——吴雷廷有着密切的关系。10月27日，记者赶赴奉化倾听了这位全省第一个提出设立环卫工人节的“老环卫”的心路历程。
    
　　虽然现在我是奉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但我给自己的定位却始终是“一名普通环卫工人”。要知道，我干了19年环卫工作，一生中最精华的部分都给了这个事业。可以这么说，奉化市环卫处就是我的“井冈山”，无论遇到多大挫折，只要到了那里，我总会产生无限的勇气去面对一切困难。
　　我知道，目前环卫工人的社会地位还不高。前不久，一个企业老板酒后驾车撞死了一名环卫工人，非但没有悔意还叫嚣：“不就是撞死了个扫马路的吗？”其实我觉得这种所谓的“有钱人”真的很“穷”，穷得就只剩下钱了。
　　哪个城市能离开环卫工人一天？那些负责清扫路面的工人，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上街，一直要工作到早晨8点多，白天还要保持路面整洁。这么辛苦而无私的工作却有人看不起，这不公平啊！
　　自从1993年当选了省人大代表以来，我就一直想提议设立环卫工人节，1995年终于踏出了第一步，1997年获得通过。“之所以要提议设立环卫工人节，我认为，这是提高环卫工人社会地位的重要一步。”

　　现在很多人都说我富有责任感，是人大代表中的“议案大户”。其实说来惭愧，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偷懒的“好手”。之所以能从一个普通的环卫工人成长为一个省人大代表，反过来再为环卫工人做点实事，说真的，还得谢谢环卫处这个大集体。
　　我出生时由于家境贫寒，被过继给一位吴姓亲戚当儿子。那个年代，大家过得都不宽裕，到我17岁读完高一，养父母家已经无力供我继续深造了。虽然我知道这是迫不得已，但心里多少有些情绪。
　　辍学后我便一直在村里务农。26岁那年，养父退休了，为了争取到一个居民户口，我顶了养父的职，成了奉化大桥环卫站的一名工人。
　　这是我环卫生涯的起始点，但在走进环卫站的一刹那我是有些后悔的。甭说别人看不起环卫工人，当时连我自己都有些看不起自己：在环卫站工作的都是些什么人啊？有劳改释放的，有精神病的……这几十个人完全是乌合之众嘛。
　　因为心存不满，所以我常在工作中偷懒。一天，我和几个同时进单位的小兄弟和往常一样拉着粪车躲进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想在那里安安稳稳地混个半天。几个人卷起裤腿席地而坐，聊着聊着便聊起了“怎样才能离开环卫工作”。就在我们谈兴正浓之时，忽然身后传来了一阵咳嗽声。这声音太熟悉了，是养父！
　　当晚养父就狠狠批评了我一通，虽然很多话我都听不进，但迫于他的威严，我在以后的工作中还是不敢“造次”了。
　　任何工作只要全情投入，慢慢都会发现其魅力所在，环卫工作也不例外。自从“被迫”端正了工作态度之后，和百姓间的关系反倒亲密了很多。特别是在夏天，清理完一个大院的马桶后，我常常会收到些意外的“礼物”——一杯早已准备好的凉茶或是几片红红的西瓜……开心之余我也感到，其实群众并不会因为我们的活儿又脏又累而鄙视我们，一些人看不起环卫工人，很可能问题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
　　有了这样的认识后，我从被迫工作转变成了主动服务。在我的带动下，环卫站的每个人都暗地里较着劲：今天你拉了1吨粪，明天我就清理两吨。很多人都说环卫工人是最没竞争意识的，恰恰相反，我们环卫站的工人竞争意识非常强。当然，不是我吹牛，我是其中最棒的一个。

　　1984年，大桥环卫站扩建成了奉化环卫处，我当上了处长。呵呵，有了“官衔”后，考虑的问题就多了。
　　我有个亲戚，孩子高中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工作，我也是出于好心，便提议来环卫处吧。没想到还没等我说完，那孩子便“跳”了起来：“我才不去呢！又脏又累还被人看不起，我宁愿饿肚子！”
　　孩子的话恰恰说明了当时环卫工人在人们心中的印象。我朦朦胧胧地产生了一种想法：要想办法提高环卫工人的地位。
　　那时随着城市发展，奉化城区不断扩大，可环卫工人的工作方式却依然停留在“肩拉背扛”的原始状态，工作环境不断恶化。争取资金添置机械设备已经刻不容缓。
　　我向当时的奉化县政府提出了这样的想法。可没等我说完他们就说：“一个环卫处要这么多钱干吗？无非就是扫扫地、拉拉粪嘛！”我气得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这件事让我深深地感到环卫工人的社会地位太低了，不仅在群众心中就是在一些领导干部眼里，环卫工人也只不过是个扫扫地、拉拉粪的角色。
　　但在当时，我虽然满脑子想法却不知该从何着手。
　　很快到了1987年，中央电视台的一条新闻让我豁然开朗——牡丹江市设立了全国首个环卫工人节。对！这是个迅速提高环卫工人社会地位的好办法，我们浙江能不能也设立一个呢？
　　可是问题又来了，我只是一个奉化环卫处的处长，尽管我四处奔走，可这些建议最终都有去无回。

　　那几年是我过得最苦闷的时候。一边是环卫工人的工作环境日益恶劣，另一边，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环卫工人清贫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导致其社会地位日益低下。一段时间，环卫工人几乎和乞丐、流浪汉划上了等号，很多环卫工人离开了环卫处。而我，就如同生活在夹缝中一样。
　　但在苦闷的同时，我也感到这是对我能力的一种考验。在我暂时无法为工人们谋得更多福利的时候，或许冲上工作一线才是安慰他们的最好办法。
　　记得有一年正月初一，原本说好晚上和家人一起到亲戚家吃饭，可下午一点刚过，城区环卫站就打来电话，说是锦屏公厕粪便外溢。得知这一情况后，工人们闹情绪了，有的说今天是正月初一啊，都脏了一年了，就搞一天干净的吧；有的说反正是过年，街上又没什么人，就拖几天吧。
　　但在我看来，保持城市洁净是我们的职责所在，环卫工人本来就已经被“看扁”了，要是连自己都不能忠于职守，那别人还不知道要怎么看我们呢。
　　我没和那些工人争论。“你们不去，我去！”我表态后，当即有4位工人表示愿意和我一起前往。
　　我们赶到锦屏公厕，现场情况正如我所料：是有市民将垃圾扔进了化粪池，导致了管道堵塞，恶臭扑面而来。
　　那天我们几个干了3个多小时，清理了大约5吨污物。虽然很累，但听到一些市民的感叹“要是没有环卫工人，我们的城市不知道会脏成什么样子”时，还是觉得很开心。
　　由于我干活冲在第一个，脏活累活抢着干，环卫处的人心稳住了，很多本想离开的工人都纷纷表示要发奋图强，争取做新时代的时传祥。
　　工人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起早贪黑地工作也不叫累、不喊苦。而我这个“官”却更加内疚了，因为“环卫工人节”还不知道何时能实现。

　　机会终于来了，1993年，我当选了省人大代表。
　　别人都说地位变了想法也就变，可我一直没有忘记对环卫工人们的承诺——设立环卫工人节。
　　当年我就在省人代会上提交了议案——环卫工人，这个肩负城市环境卫生重任，长期集苦、脏、累于一身，献洁、美、净于万家的默默工作、无私奉献的社会群体，不应受到个别人的歧视，而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建议设立浙江省环卫工人节。
　　但非常遗憾，我的这条议案没有受到大多数代表的重视，未能通过。虽然此前我的这个建议已经吃过好多次闭门羹，但这次议案被否决使我对自己的想法产生了怀疑：“难道设立环卫工人节真的没必要吗？”
　　然而，1995年发生的一件事再次坚定了我的信念。那是一个春夏交接的时节，奉化环卫处一名路面清扫女工像往常一样拿着扫帚清扫街面。大概因为她太专心清扫，只听见“啊呀”一声，她才发现扫帚碰到了行人。女工连忙道歉，谁知那男子甩手便给了她一个耳光。
　　其实无论哪个城市，环卫工人都是最质朴的一群人，吃了点亏、受了些委屈只会往肚里咽。这名挨打的女工没有和那男子争论半句。可正因为如此，那男子的气焰越发嚣张，竟将女工摁在地上往死里打。路过的群众实在看不过了，里三层外三层地将他团团围住，扭送派出所。
　　我知道这件事后，连续好几天都睡不着觉，只要一闭上眼，被打女工的惨状就会在眼前浮现。虽然这件事发生在奉化，可全省有4万多名环卫工人，他们每天都在忍受着不同程度的歧视。这种局面必须转变！
　　我是一名人大代表，但首先是一名环卫工人。于是，我再一次庄严地向省人代会递交了《关于设立“浙江省环卫工人节”的议案》。而且在议案中，我把“环卫工人节”的日期都挑好了，就是每年的10月26日。因为在1959年的这一天，刘少奇同志亲切接见了当时的掏粪工人时传祥，所以非常具有纪念意义。
　　可惜啊，这一次等待我的依然是遗憾，但我却没有产生任何困惑。
　　1996年一整年，我都在为完善这条议案做准备。在这期间，我走访了省内各地的环卫工人，了解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困扰。回来后整理这些记录时我发现，环卫工人们都普遍认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社会地位偏低。
　　记得有位杭州的环卫女工告诉我：有一次，她清扫完路面后坐在马路沿上休息，一个年轻人路过，甩手便将口袋里的零钱丢在了她面前。唉，他竟然将环卫工人当成了乞丐。
　　1997年，我第三次将《关于设立“浙江省环卫工人节”的议案》连同我整理的“对话记录”递交给了省人代会。这一次，在八届人大常委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期间，有35位代表在我的议案上签了名，最终获得通过。
　　两年后，我离开了奉化环卫处，出任奉化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再加上连续3届当选省人大代表，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要关注的人也更多了。但我始终记得一点——为人民服务，替老百姓着想，我的关注点也始终是群众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