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浙江省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专职副主任周克受贿案作出终审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周克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庄某等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庄某所送的1万美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为此，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周克有期徒刑7年，并没收财产计人民币10万元；扣押的贿赂款1万美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周克于1954年12月出生于浙江瑞安，1979年8月参加工作，1995年7月任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1996年7月任省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处长，2000年5月任省政府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八面玲珑的“公关主任”：打着公家旗号搞房地产牟利
　　2000年5月，周克从省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处长提升为省政府打私办副主任。按理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领导岗位，担负着综合治理全省打击走私工作的重任。然而，周克却很不满意，认为这个位置太虚，今后提升的机会不多了，不如想办法多赚点钱，甚至早点辞官“下海”。而在“下海”梦未实现之前，他认为应该好好利用手中的资源，四处搞好关系。一方面是为将来“下海”做好准备，一方面也能有利可图。
　　于是，周克“只用四分之一的时间干本职工作”，而将大量的时间用于协调政界和商界的关系。因而，他的办公室便成了温州政界和商界人士到杭州办事的“中转站”，成了他们打探消息、打通关系的“联通站”。而周克本人呢，名义上是省政府的打私办副主任，背地里被一些人称为“公关主任”。不是么？打私办的职责是协调打私工作，可是经过周克一“协调”，竟也能“协调”出让众商家趋之若鹜的房地产事业来。2000年秋天，周克在与省机关事务管理局领导交谈中，得知该局领导想让下属的房地产公司到温州开发房地产。于是，周克就与温州市分管副市长联系，要求帮助解决一块土地用来搞开发。在省机关事务管理局领导亲自出面要求和周克从中协调下，温州市分管副市长答应找一块地交给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开发。不久，他们找了一块近期在拍卖中流标的地块，即温州上江路1号地块（面积191．3亩）给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所属的省机关某发展中心开发房地产。
　　由于这个地块的出让有明显的让利性质，温州市政府一开始就提出，“只能由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开发，不能转让，也不允许让私人资本参与开发，否则将收回地块。”但在周克的周旋下，2001年，某发展中心违反与温州市政府关于上江路1号地块不得转让的约定，先后将该地块的18%股份转让给了省打私办下属单位省罚没走私物资拍卖行（下称省拍卖行），但明确规定省拍卖行“不得将股份再次转让、转包”。然而，这种“规定”对周克的约束就更小了，既然股份已经转到他打私办的下属单位，他脑子里能想出应付的招数就更多了。2002年上半年，在周克的授意下，省拍卖行违反规定，以“合作开发”的名义将10%的股份转让给温州市某单位主任庄某和庄某的兄弟甘某；将4%股份转让给周克妻子的外甥陈志×；将4%股份转让给杭州某某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周×旭。
　　陈志×、庄某、甘某等人在这次房地产开发中获利后，自然不会忘记周克从中周旋的功劳。2002年5月，周克之妻陈某从外甥陈志×处提取20万元人民币，并在事后告诉了周克。当然，庄某和甘某也都是明白人，为了感谢周克的帮助，庄某到周克的家中送上1万美元，周也予以笑纳。2003年10月，由于各方面的形势发生变化，周克决定将名义上由省拍卖行拥有的18%股份从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某发展中心退出。经双方协商同意，省拍卖行获取前期投资的利润共计4460万元。这笔钱打到省拍卖行的账上后挂了一段时间，准备由省拍卖行及陈志×、庄某、甘某等人共同瓜分。省拍卖行大约可以分到500万元，而周克本人则可以分到500万元中的20%。但是还没等到周克等人拿到这笔钱，就因案发而全部被迫上缴了。
　　事实上，温州市上江路1号地块“公私合营式”的“开发”，只是“周克模式”之一。有了这次的“成功经验”，周克的胃口越来越大，“金”点子也越来越多。就在温州市上江路1号地块在周克的斡旋下逐步开发之际，有开发商找到周克，希望帮助“协调关系”搞到某市一处面积达900亩的地块进行大规模开发。这个项目的完成，预计总利润可以达到4个亿，而周克得到的回报则是其中的18%，外加“下海”后50万元的年薪。面对着开发商抛下的巨大“诱饵”，周克的“公关”才能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挥。他积极帮助这位开发商跑项目，有时甚至代表企业前去谈判。不料，就在项目即将谈成之际，周克因案发落马。
　　表面廉洁的“正人君子”：把下属企业当作私家银行
　　坐在省政府打私办副主任办公室里的周克，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赚钱、如何发财。他懂得如何尽可能地“开发”权力，同时尽可能地规避党纪国法，最终实现牟取私利、发家致富的梦想。然而，要说周克是贪官，周克自己是坚决否认的。他说：“其实我这人并不贪。到了打私办之后，我就告诫自己千万不能碰‘高压线’，不能被走私犯拉下水。在这方面我是非常清白的。另外，我也从不在单位里报销我个人的一些开支。”
　　的确，周克在日常工作中的一些做法蒙蔽了不少人。打私办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不仅他私人的开支不在单位里报销，就连公家开支掉的也报销得很少。加上他在单位里关心下属、积极为大家谋取福利，许多人都认为周克是个好官，更是个能官和清官。
　　那么，周克究竟有什么能耐做到在背地里贪财的同时又能戴上漂亮的“廉洁”面具呢？
　　除了他善于伪装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和条件就是打私办有个下属单位，即省罚没走私物资拍卖行。他把一些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公家的和私人的开支，都尽量地往拍卖行里走。只要把拍卖行里的领导和财务人员这两张口封住，一切都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进行。而周克的日子则过得非常潇洒，背地里“吃饱”，当面还有人说好。
　　这些年来，周克几乎就把省拍卖行当作了自己的私家银行，想开支点、报销点，想拿点、要点，都向拍卖行的领导张口。拍卖行里有许多待拍卖的物资，其中有不少是日用消费品。于是，周克就在这些拍卖物品上打起了贪赃的主意。当有亲朋好友想要手机时，他就给拍卖行的领导打个电话，让他马上把手机送过来，而且一拿就是好几只。据统计，近年来周克从拍卖行拿来送给家人、亲朋的三星牌手机就有10只。拍卖行里有许多羽绒衣，市场上要卖上千元一件，但周克一个电话就让人拿来十几件。于是，他的许多亲朋好友也都一个个乐颠颠地穿上了同一种品牌和款式的羽绒衣。周克的大女儿在法国读书，给她打电话很不方便，开销也大。他的烦恼很快得到下属、拍卖行领导的“理解”和“支持”。2002年初，这位下属给他送来1500元IP电话卡。周克把电话卡分送给妻子和家人，以便与在法国的女儿联系。2003年下半年，尝到甜头的周克又把下属叫到办公室，明目张胆地说：“上次那个IP电话卡很好，还有没有？”拍卖行当然不会生产IP卡，但只要肯花钱，什么地方买不到？经周克这么一暗示，下属马上点头道：“有有有，还有。”于是，又马上派人买来2000元电话卡送到他手里。
　　据省拍卖行领导交代，周克还曾于2001年上半年收受他所送的银行信用卡一张，卡内存有2000元人民币；2004年春节前，又在办公室收受他所送的购物券6000元。其实，下属所送的礼金礼券毕竟是少数。据周克交代，近三四年来他收受有关部门领导、境内外的私企老板等等所送的礼金礼券总计近20万元。如，2001年，周克女儿出国读书时，收受陈志×所送美元1200元；2001年，收受泰顺某公司经理陈某所送2000元。此外还大量收受了温州籍华侨企业家们的礼金。
　　传宗接代的“孝顺儿子”：20年瞒天过海生养二胎
　　按照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周克只能生养一胎。然而，周克向办案组交代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早在20年前，周克夫妇就生养了第二胎并一直隐瞒至今，现在，他的小女儿周S已经是浙江某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了。
　　据周克交代，他妻子陈某于1982年7月生下第一胎，即大女儿周P。由于周克的父亲及周克本人都是独子，因此其父就一直想让他们再生个儿子。当时周克是温州市鹿城区政府秘书科秘书，知道党员干部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严重后果，然而他又觉得父命难违，再说，“大不了就是不当干部”，便顺从了父意。1984年9月，妻子陈某又怀上了孩子。至1985年3月，陈某向厂里请了长病假，在家里休息了约一个月，后决定到周克在杭州工作的姐姐家里生养。1985年7月，周克妻子陈某在省妇女保健院生下了第二个女儿，即周S。
　　周克交代，在周S读小学时需要户口，周克便在温州找到一个在街头做假证广告的平阳人，花了2000元办了一个假户口证明及迁移单，然后把周S的户口从所谓的广东省广州市区的城市户口迁到温州市鼓楼派出所，落在其父亲的一个住处。这些年来，女儿周S一直称周克为舅舅，称陈某为舅妈，称周克姐姐为母亲。直到2003年八九月份，周克夫妇才在激动、兴奋与不安中向周S谈了其真实身世。1997年年底，周克姐姐与周克商量，共同出资为周S在杭州买下一处面积为67.17平方米的房产。
　　这位“孝顺儿子”在生养二胎并向组织隐瞒长达20年之后，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愧疚之意，相反，还为自己的高明手法暗自得意。当办案人员问他有没有人知道这事时，他不无得意地道：“我工作做得这么细，哪会有人知道呢！”此外，周克还与多名有夫之妇发生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生活腐化往往是与经济腐败结合在一起的。维持腐化生活必然需要经济支撑，由此更加推动了经济上的腐败。据周克交代，他花在其中一名情妇身上的钱就多达31.5万元。
    
　　周克的堕落史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十分典型的“腐败标本”。周克也曾经努力地工作过，但其中的真正动力还是“升官发财”，而不是“为人民服务”。正因为缺乏正确的理想信念，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缺乏做官与做人应有的道德品格，周克走向了腐化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