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你的人生故事
叶良标，原开化县马金镇电影队队长，自1973年高中毕业被选为乡电影放映员，一干就是30年。他走遍了县里每个村子，不仅给村民带去好看的电影，还把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用生动易懂的形式带进乡村。回忆当年，50多岁的叶良标脸上仍能露出孩童般的快乐和满足，感染了在场的每个人。但回到现实中，他对农村电影市场的衰落，不禁深深叹息。叶良标坚持认为：“在基层放电影也是搞文化工作，也能为建设文化大省出力。”他的执着，让我们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也不知怎么的，我看见电影就会高兴。上学的时候只看过几场，那时就迷上了它。我是自己看电影也高兴，看到别人爱看电影也高兴。那个时候我就想，将来如果能给别人放电影，就能让更多人高兴了。现在无论谁问，我都能脱口而出——1973年6月6日是我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我们刚结束一个月的培训，第一次拿起工具进村放映影片。那天放的是《红色娘子军》，那个村子有六七百人，全部“出动”了，跟个盛会似的。连周边村子的一些“消息灵通人士”也都赶过来，说有千余人都还是“保守估计”。想想看，我初出茅庐，就一下子为这么多人服务，岂止是激动啊，还有一种神圣的感觉。
不怕见笑，我当时总结了一句话，叫“千年难闻戏上庄”。那时没电视没广播，电影就是大伙儿最真切的需要，每次去放都轰动得不得了。我们这些放映人员也总是被村民团团围住，他们常常热情地往我们口袋里塞些瓜子、花生、鸡蛋什么的。村子里的不少小伙子对放电影也特别好奇，可不知道该怎么弄，也怕弄坏机器，就爱帮着我们拆卸机座、收收电缆线。
记得有一次放电影《红楼梦》，哟，那个热闹啊，每个村都争着要我们去。我们是一刻都不敢耽搁，10天10夜几乎就没怎么休息，到了第10天的时候，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即使是这样，我也一点不觉得累，那股高兴劲儿完全盖过了身体的疲劳。
这些年来，县里所有的村子我都去过。电影对我来说，就像自己的孩子，是无法割舍的情结，也凝聚着我这辈子全部的心血。
我去过不少大城市，像北京、上海；也到过一些风景名胜，像黄山、桃花岛，基本上都是奖励，要不就是去做先进报告——我们的农村电影放映队受到过中央的表彰，我本人也获得过好几次从省级到县级的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每次出去，我都觉得那里的人们生活比我们乡村要丰富，故事也比我们那里要多得多。对于那些足不出户，因为没钱、没时间、向往又不敢去城市里瞧瞧的老乡，电影就是一个窗口，一个让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让他们生活得丰富多彩的窗口。所以，每次出去后回来，我都会增添一份干好工作的热情。
记得有一次，送电影胶片急了点，我半路跌了一跤。医生说我伤得不轻，需要治疗休养3个月才能好。3个月？那怎么行！快春节了，多少人等着看电影呢，我一倒下，他们就该失望了。结果我没听医生的，半个月，就偷偷上班去了。
有人觉得我放电影放得太投入了，可我不这么看。自从被选为电影放映员那天起，我就牢记着父亲的一番话：“干一行就要爱一行。放电影的人在这里受到敬重，便不能辜负这份感情。”
本来我有机会去县政府当文化员，这也是我很向往的工作。但机会真的来了，我却犹豫了：去了县里，就不能到村里放电影了呀。虽说电影总是会有人去放的，离开我照样行，但我离不开电影啊！既然到县里也是搞文化工作，在基层放电影也是搞文化工作，我还是继续干老本行吧。于是，我留了下来，继续奔走在田头山间。
虽说是在最基层放电影，但也不能不关心国家的大政方针，得让村民知道党的政策啊。
我给自己定了条规矩：放电影的同时，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做宣传——放电影的时候，大伙儿最听得进我们的话，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国家每个时期的主要政策，我都注意收集材料。在干了27年的时候，我统计过一次，已经收集了200多条。
当然，既然是讲给村民听的，就不能收集到什么读什么——那些条条框框虽然简明扼要，可村民听不懂就不耐烦听了。于是我又想，用什么形式讲才能让村民喜欢听，喜欢了不就听进去了吗？
我就用了好多农村里喜闻乐见的形式，还编了500多套幻灯片。比如有一种是道情，把猪皮绷在桶上，跟鼓一样，边敲边讲，很好听。还有快板书、顺口溜、诗歌等等。那些幻灯片，有的直接用玻璃夹着，是挺土的一种方法；也有的比较讲究，是用彩色胶片打底，再把字写上去。这些东西都是我用业余时间赶做的，在放电影之前播。后来，不少作品还在县里、市里得了奖。
其实，这和我爱看电影分不开，好多宣传形式，就是从电影里揣摩出来的。
能全身心投入到电影放映工作中，和家里人的支持分不开。说句心里话，有关心得特别多的，就肯定有亏欠的———对家人的亏欠，可能我这辈子都没法还清。
妻子第一胎临盆的那天，正值全县电影巡回放映月，我正在别的乡放电影。家里来了电话，让我马上回去。我当然也想回去，可是我不能走，银幕已经升起，村民们已经开始享受电影里的快乐了。不能因为自己的事而中断大家的快乐，于是我咬咬牙，坚持放完了电影才赶回家。
幸好，母女平安！我高兴极了，却不能多抱这个小家伙一会儿——第二天我还是得去工作，那么多村民在等着我给他们放电影呢。
妻子生第二胎后不久，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可我还是没能在她身边照顾。那天刚架好机器，一位村民跑来告诉我：妻子病重，让我马上回去。可新来的放映员还不会操作机器，观众全都坐好了，我不能不管呀。我又一次选择了留下。
等我放完电影急匆匆赶回家，两名医务人员正在给妻子输液。他们说，是乡党委书记让他们来抢救的，副书记亲自在广播里通知我赶回家……我一听，眼眶就红了：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电影放映员，却得到领导这样的关心照顾，不做好本职工作，怎么说得过去？
说起我们电影队，也是一段挺生动的历史。先是我和小方两个小伙子一组放电影，8.75毫米的电影机，我们视为宝贝，到哪里摔了自己也不能摔它。那时候，推上一辆独轮车，吱吱呀呀地就上路了。放映场地也大多是村里的院子，得爬梯子靠着院墙挂起银幕。
两年后，小方被推荐上学去了，又来了小张、小邵，也都是好小伙儿。1982年4月，在我做了近10年的时候，队里更新了一套16毫米的双机。从小的变成大的，从单机变成双机，这可是大事。
第二年2月，又有一件大事：镇里有个乡改建了一所有648个铁架翻座椅的乡电影院。那一个多月，是我们最忙碌也最有干劲的日子。我们请木匠做好椅面，然后自己上漆、固定到铁架上，从早到晚连着干也不叫累，只觉得兴奋——以后我们就有专门的放映场地了，村民可以到电影院看电影了！这在城里也许不算啥，但在我们那时的农村里，简直就是个奇迹。
为了把电影院弄得像样，我们不放过每个细节，那个拉银幕的滑轮，还是我专门跑到安徽去买来的。总之，全部都是自己操办的，而且还挺像模像样。同时，队里还添置了收录机、照相机等等，最辉煌的时候，固定资产有6万多元。
那时候可神气了，不仅电影院有售票处，我们还在不少村里设了电影票的“分销点”，上座率挺高。最厉害的时候，电影队能同时在4个地方放片子。最贵的票能卖到2元一张，效益不错。记得1973年刚到电影队的时候，队里的年收入才1000多元，到1992年就有3.4万元了。这里头，凝聚着整个电影队的心血呀。
但顶峰后就是滑坡了。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渐渐地，来看电影的村民越来越少，电影队的效益也越来越不如人意。已不年轻的小张和小邵也不得不抱憾离开了电影队，另谋职业。于是，队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撑着。
后来，那个电影院也因为没有生意拆了。拆的那天，我去看了，站在一边，就像万箭穿心般难受……
放电影这几十年来，各级政府对这项工作都很重视，对我们电影放映员也都挺照顾。但时过境迁，农村电影市场和原来没法比了。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想找出答案来：是因为信息传播方式多了，大家都有了广播、电视，甚至电脑呢，还是电影过时了，不能吸引人了呢？从2003年开始，我就没再放过电影。原因很多，比如市场需求大不如前、效益差了支撑不下去等等，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的身体——
从1999年开始，我患上了肾功能衰竭症。很多人说我这是积劳成疾，脸色黑黄、眼窝深陷，我自己也觉得浑身无力，很痛苦。医药费几千上万的，现在每月还需要5千元的医药费，像我这样的民办电影放映员，工资要靠放映收入的，这笔费用简直就是“天价”。
不过我还是要感谢政府。这两年农村开始实行合作医疗政策，每年我能报销2万元，真是雪中送炭。去年年终，民政部门和慈善机构也都给我送来了一些钱，让我很感动。
虽然家里的债还欠着不少，我的身体也依然不好，但我还是舍不下电影。我知道，即使现在有足够的资金、场地、人员，放好看的电影，也未必会有当年的“盛况”，但肯定还是有一部分村民需要电影、离不开电影的，就像我一样。
原来的电影队解散了，我现在总在想，能不能搞个“电影工程”——一个乡有一个电影放映队，每个人出一元钱就能在每个村每月放一场电影。场地放在学校，特别是寒暑假那段日子。另外，还可以把宣传相关部门和政策，同这些部门赞助联系起来……
这只是我的设想，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农村基层文化工作者的设想。但我真希望自己的病能快点好起来，不仅为了自己、为了这个家，也为了我心中无法割舍的电影。
主持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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