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18日,星期三(GSM+8 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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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律师,在日本为细菌战诉讼作证
口述 楼献 整理 陈卓

  作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的法律顾问,2004年10月28日,浙江律师楼献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出庭,以证人的身份证明侵华日军于1940年10月4日在浙江省衢县空投鼠疫菌,造成平民死亡的事实。
  到现在为止,我国受害者在日本各地法院已提起26件诉讼。这些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是最困难的——寻找合适并愿意出庭的证人,证人的费用、证词的调查形成等,都不容易。虽然中国律师不能作为代理人出庭,但可以作为证人或法律辅佐人出庭。2004年10月28日那天的意义是,中国律师的声音第一次回响在细菌战索赔诉讼的日本法庭里。
    
  三年前,2002年5月,省直律师协会请王选来浙江和律师座谈,探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案件的相关问题,我是其中一员。会后,应王选的邀请,省直律协组织了一行7人的浙江律师声援团,代表浙江4000多名律师到日本对索赔案声援,我也参加了。但到那时为止,我还真没有想过自己将和这起案件结下不解之缘。
  王选身上的那种执着和奋不顾身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但真正让我决定参与此案并有幸成为这一重大事件的亲历者的,是日本律师的一番话。
  那是在我们律师声援团到了日本后,有日本律师在座谈时尖锐地指出:“你们中国律师大多是精神上支持一下,会开完了,人也没了。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支持,比如我们去中国、去浙江,谁可以给我们直接的帮助,谁可以做我们的联络人?”
  当时我就如坐针毡。我想,我可以尽力做些什么,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中国律师的作用。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对细菌战中国180名原告索赔诉讼作出一审判决,我作为律师,代表受害原告坐在东京地方法院原告席上。下午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我代表省律师协会宣读了声援书。
  2003年10月26日,我收到了日本辩护律师团秘书长一濑敬一郎律师的书面作证的信函。从10月开始,我多次到衢州等地实地调查,包括走访受害原告、对当年的隔离医院等场所进行拍摄,走访当年的卫生防疫人员等。
  我还清楚地记得,2004年春节的时候,我制作了《侵华日军1940年10月4日衢县空投鼠疫菌造成平民死亡的鉴定书》。《鉴定书》一共有1.5万字,还有8幅地图、6张表格,另外还有照片、图片共28张。
  说到这里,我还要讲讲,在我们做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有很多人给了我们精神和实质上的鼓励和支持——这不仅使我们的工作能够一直“坚韧”地开展下去,也给了我们更多的勇气和信心。比如,《鉴定书》是吸收了邱明轩医生《罪证》一书的精华,而地图是在省第一测绘院金洪芳和王孝禄两位工程师的无私帮助下完成的。
  在《鉴定书》中我讲到,衢县从公元192年设县到公元1940年间,史籍中从没有记载发生过人间鼠疫。但是1940年10月,当时的衢县卫生院院长等人收集到了空投小纸包中的跳蚤等物品,送到省卫生试验所检验;当年11月,就有死于鼠疫的第一人出现……里面还有当时侵华日军飞机撒播鼠疫菌的主要街区,衢县设立的临时隔离医院、留验所、定点埋尸区等等。
  至于选择用大量的图片来说明问题,我是考虑到日本人的思维特点——喜欢简明扼要。就这样,我在地图上标明受害地点,每一地点的受害人数;而受害人数是用小红点来代表的,一点表示一人,一目了然。
  这份《鉴定书》得到了日本律师的认可,也坚定了我的信心。后来经过翻译和日本律师的修改,那年的9月18日,在北京抗日战争纪念馆,我把《鉴定书》正式交给了日方。

  出庭作证前,我和日本律师进行了一次对答,那次对答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仅因为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形,更重要的是其中的一个插曲。
  2004年10月23日,在日本律师土屋公献的办公地点,他向我提了8个问题,包括:你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会进行细菌战受害调查,鉴定书是如何制作的,鉴定书的主要内容等等。我说:我是浙江工商大学科技研究所副所长,也是律师。当年,我的家乡也曾深受那场鼠疫之害,所以一直关注着细菌战,这也是我从社会学角度调研的一个课题。遇见了王选后,使我更加有责任感和兴趣去做这件事……日本人比较容易接受让人信服的“个人”理由,而不仅仅是责任感方面的。
  问答进行到2个小时时,我们碰上了日本新泻地震!在土屋公献律师事务所所在的银座也有很明显的震感,我们几乎是坐在椅子上左右摇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有一名随行的记者也用在国内学到的保护方法——马上躲到了桌子底下。但这时,我发现坐在对面的80多岁的土屋公献律师以及翻译都“岿然不动”,好像根本没觉察到一样。我也只好坐着,虽然心里仍然有点七上八下的。
  后来我才知道,日本的确是个地震多发国,很多日本人对地震已经习以为常,大致也知道什么样的震感不致威胁生命。
  那天,其他两位证人也分别与另两位日本律师进行了对谈。但因为他们都不是律师,所以对谈的次数和时间都比我要多些。

  我出庭作证的日子到了,令我终身难忘。那天,我排在第二位作证。就像之前的对答一样,土屋律师问,我来答,这些都是事先准备好的,但就是不能事先写好书面稿。我制作的那份鉴定书被定为甲第510证带上法庭,但不准看,只有发问的律师问到哪一页才能翻看。按照程序,接下去是日本政府的代理律师发问,最后是法官问。
  我声音很响亮,作证结束时,旁听人员(绝大多数是日本律师组织后援会的日本人士)鼓掌了,法官也没有制止。开庭结束以后,我们这些证人、日本律师还有日本后援会的有关人士,大约有30多人,在法院对面的日比谷公园集合。当时我们每人的前胸后背上都挂着两块纸牌,上面都写着标语;我们还拉起了横幅:“日本政府要对731部队细菌战的受害者谢罪赔偿!”我们扛着大旗,用半导体喇叭喊口号,在东京银座游行了2.6公里。
  大概也跟刚开完庭有关,我们情绪都比较激动,但大家都知道应该如何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银座的夜色和霓虹灯的灯影下,土屋律师一直在我身旁,听着汉语和日语交替着划破夜空,真是百感交集。

  在日本,律师资源十分紧俏,收费很高,工作压力也相当大。但是,从1994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00多名日本律师无偿地为日军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者提供法律帮助,代理了20多起赔偿诉讼。其中,4位富有正义感的日本大律师对我的影响很大。从他们的言行中,我看到了勇敢正直、无私奉献的人格魅力和法治精神。
  土屋公献律师今年已82岁高龄,仍在执业,就是庭审中和我对答的那位律师。当年诉讼开始,原告律师辩护团公推他当团长,于是他义无反顾地辞去了日本律师协会会长职务,来参加这场诉讼。1997年11月,土屋律师请王选当翻译,在其他日本律师的陪同下,亲自到义乌、宁波、江山、衢州、丽水等地调查取证。
  一濑敬一郎,是最早到中国调查细菌战受害的日本律师。从1995年12月义乌崇山村开始,他一直没有停下调查取证的脚步。在细菌战诉讼一审的最后一次开庭,一濑律师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了12袋共337页材料。小野寺利孝,是第一个代表中国受害者提起对日的日本律师。1995年的时候,小野寺律师就讲过:“我53岁了,头发还是黑的,我用10年时间,打到白头怎么样?”10年过去了,头发灰白的他还在为中国的战争受害者索赔奔忙,但健康状况已经大不如前。
  尾山宏律师是央视2003年“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之一。当时评委的评语是:“这位眉发皆白的日本老人所进行的努力,告诉中国人,也告诉日本人,正义的伟大、良知的珍贵、闪亮的美丽、献身的光荣。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应为这位老人鼓掌。”他曾说过,律师的最高追求就是通过诉讼还受害者以人权。人权是没有国界的,不能因为是自己国家侵害了他国人民的人权,就无视事实、放弃追求。

  参加诉讼的那段日子里,有太多东西让我感动。80多岁的“731”部队老兵互相握着手叮嘱对方:原告官司不打赢,决不死去;与原告交流时,眼见耄耋之年的他们谈到伤心处忍不住老泪纵横;出发去日本之前,支持我们的中国民众前来机场送行……每当这时,我为自己能参与这个案件而心生感激。
  作为细菌战中国受害原告团的法律顾问,我发表了4篇文章:《8·27东京判决的意义和局限性》、《细菌战中国受害索赔诉讼之现状和前景(大纲)》、《细菌战受害调查纲要》、《亲历东京高等法院作证》。在《细菌战受害调查纲要》中,我讲到:“细菌战受害调查,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军在中国进行烈性传染病的试验、传播等战争行为所造成的人身损害后果的历史资料、实物、遗址等的确认、收集、整理和分析,受害者本人以及亲属的图文记录(包括拍照、录音、录像)。”我们都知道,这项调查实际上是一种抢救性工作。我们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追究日本政府实施细菌战的战争责任,向中国人民谢罪和赔偿。
  我问过自己:日本法院现在认定这些事实的意义究竟可以体现在哪些方面?一位日本教师的话给了我答案。他说:“之前,对于南京大屠杀、对于人体试验,我不知道该如何对自己的学生讲,因为我无法确定这些历史的真实性;但是,当这些事实被日本法官认定确实存在后,我就知道该怎么和学生去讲这段历史了。”
  能够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受害者提供法律帮助,为抢救一些原始的史料而作出贡献,我很高兴。虽然没有赶上抗日的烽火,但这场诉讼是抗日战争的另一种延续。我为自己能有幸参加这场战役而感到幸运。
  最近,中国律师想通过全国人大和政协进行呼吁,形成专门的组织团体,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服务,并有相应的经费保障。这样,诉讼原告团开展工作会更加高效有力。

    楼献,省直律师协会副会长、浙江初阳律师事务所主任,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的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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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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