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交替的时代是纷乱的，也是充满活力的，造就了许多英才伟人。沈家本就是其中一个，他出生在鸦片战争时期，生活在晚清这个动荡飘摇的时代。他毕生贡献于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改革，参与晚清的法律修改，著书立说，提出了很多先进的法学思想和观点，在中国的法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历史是无情的，将许多东西抹得不留一丝痕迹，但历史也遵循着它自己的公平法则，将荣誉的光环献给伟大的灵魂，沈家本也被予以崇高的评价，被称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奠基者”。
　　湖州走出的一代法学宗师
　　沈家本，1840年出生于浙江省归安县（即今湖州地区）的一个书香门第，1913年逝世。
　　沈家本走上仕途后，凭借他在法律方面的造诣闻名于时，历任天津知府、山西按察使、刑部左侍郎、大理院正卿、法部右侍郎，资政院副总裁等职。他真正的辉煌时期是在他六十岁之后担任修法大臣的十年期间，领导了清末著名的“礼法之争”。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法学研究和改革，提出了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观点，后人整理了他的著作，汇编成了《沈寄簃先生遗书》，这本书对后人研究中国法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自他以后，中国旧的法律体系开始瓦解，新的法律体系逐步形成。
　　法眼看世界，引进西方法学新思潮
　　沈家本在清政府内忧外患的危机时刻，领命参加修法运动。他最大的贡献当属引进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思想，是实现中西法律融合的第一人。
　　“法随时变，会通中外”是沈家本法制改革中的一条主张。他认为我们法律中不好的部分就应该去除，不然就是“悖”，是违反世事规律的；别人法律中好的部分我们就应该学习借鉴，拿来用，不然就是“愚”。由此他派人到欧洲，日本等地进行考察，为法律改革提供了参考，推进中国法制的改革。
　　礼法之争，“无夫奸”是否有罪
　　在修法过程中，他的许多主张都违背了传统礼教文化，遭到了卫道士们的强烈反对，引起了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后的第二次“礼法之争”。沈家本成为“法理派”的先锋，“礼教派”以张之洞等人为代表。
　　他们争论的实质是传统礼教纲常和法制，哪一个应该成为统治核心。典型的就像对“无夫奸”的不同处理方法——没有结婚与人通奸是否有罪，沈家本这派认为没有结婚生下孩子，也就是私生子问题，属于教育问题，不应该列入刑法之中，而“礼教派”认为这是对礼教的极大蔑视。
　　礼法之争的结果，“法理派”没有取得胜利，他们的法学思想没有得到贯穿实施，但是沈家本在法学上引进了一种新的理念，对传统的礼教统治进行反思和批判。
　　修法运动给身为修律大臣的沈家本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提倡轻刑，废除千年酷刑
　　中国古代的酷刑有些令人毛骨悚然，像“凌迟、戮尸、枭首”等极为残酷的刑罚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这些刑罚在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所谓“凌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杀千刀”，要把犯人吊起来，一片一片的从他身上割下肉来，据说要割到一千多刀才许让人死。
　　这些酷刑之所以能够延续这么长时间，可能是缺乏一种真正的“以民为本”的思想。沈家本通过对传统刑罚的研究，提出了轻刑思想，经过他的努力，上述延续了千年的酷刑终于在刑法史上画上了句号。
　　法政分离，探索近代法律框架
　　中国封建统治时期的司法和行政，无论是在机构设置还是人员配置上都是混淆不分的，司法体系不独立、不完善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以前地方县官是掌管一方所有事务的，在这种情况下司法的人为因素很大，公正基本上是依靠明君清官来保证，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沈家本是法政分离、司法独立的积极倡导者，他提出“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也”，其中蕴涵着以法治国的思想。在以他为代表的一些人的努力下，建立起了由大理院、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乡谳局组成的四审三级的司法制度，自此开始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法学探索和研究，对现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重视教育，发扬法学精神
　　沈家本很重视法学理论研究，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法学学术团体——北京法学会的首任会长。另一方面，他还深刻的意识到法学教育的作用。有了新法，还需要大家有知法守法的意识，而要使这种意识发展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需要长期的努力，通过教育来达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沈家本的倡导下，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所中央官办法律学校——京师法律学堂。
　　灿烂桂冠，历史的赠予
　　沈家本的一些法学思想虽然在当时没有得到施行，但代表历史方向的东西最终会得到肯定。现在研究沈家本思想的人越来越多，各类纪念活动和学术讨论会相续举办，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李贵连教授著的《沈家本传》已经出版。学术权威也给予了他至高的评价：
　　近代法学家杨鸿烈：“中国法系全在他（沈家本）手里承先启后，并且又是媒介东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
　　台湾地区法学界在会议议程《计划书》中所载：沈家本“遂开中国法制现代化之先河，沈氏实为中国法制现代化之父”。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评价沈家本“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研究、整理的功绩在薛允升之上，对西方法律介绍的功绩在严复之上，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法学家和法律家。”
　　台湾学者黄静嘉和卢静仪认为，沈家本是中国法制现代化之父，“一百年来中国法学研究的发展与成果，应归功于沈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