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上海沦陷期间日控集中营的历史材料的首次公布。
　　●这是我们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奉献的一份特殊的纪念礼。
    
　　编者按：Betty Barr，1933年在上海英国乡村医院（今华东医院）出生，父亲John Barr为英国最大教会伦敦会派来中国的神职人员，在麦伦中学（今上海继光中学）任英语教师；母亲Ruth Barr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化专业的硕士，1930年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后在上海沪江大学任英语教师，直到1952年才离开上海。Betty Barr 先后在上海西童女校和美国学校接受教育，直至1950年离开上海赴美上大学。上海沦陷期间，她与父母、哥哥一起被日本人关押在龙华集中营。上世纪70年代，对上海充满感情的Betty Barr又回到上海，受聘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任英语教师。1984年，Betty Barr 嫁给上海一位英语教师王正文先生，正式成为一位上海人。她与先生合作，在国外出版了“Shanghai Boy，Shanghai Girl”专述他们有关老上海的记忆。经他们授权于程乃珊女士，将此书编译改写成中文。这是上海沦陷期间日控集中营的历史材料的首次公布。
　　顾名思义，龙华集中营就在龙华，在铁丝网围起的营地内，可以遥望到那著名的龙华塔。龙华集中营的官名为C.A.C ，就是今天的上海中学校址。1943年4月10日，Betty永远忘不了这一天。那是她10岁生日刚过了两天之后，他们一家四口按日本当局的命令进了集中营。自那天起，她的金色童年结束了，4个号码伴随了她全家800 多天：22/225、22/226、22/227、22/228，那是他们一家四口在集中营的代号。Betty的号码为22/228。
　　Betty一家四口被分配到一幢两层红砖小楼朝西北的只有12×14英尺大小的房间里，比原来Betty自己的房间还小。不过，他们总算还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而许多家庭必须合住一间房间；至于那些单身的难友更惨，他们像沙丁鱼一样50多人挤在一间长房间里。
　　进营后，这些向来养尊处优的西方侨民首当其冲的考验是伙食。他们必须端着洋铁碗，排着长龙，紧盯着伙食配给员吝啬而精确的“施舍”——早餐通常就是一碗粥、半只硬面包和一杯绿茶；午餐晚餐是米饭和麦糊。
　　食物短缺之外，缺少干净的水，也是集中营生活中一个严峻的问题。除了没有热水、洗澡限时外，每人每天只配给5品脱食用水。所以，如果人们要在营内互相串门，必须自带饮用茶。到后来，Betty的母亲甚至可以用两茶杯水来洗净一家四口的碗碟刀叉。
　　集中营里的每个成年难民都要劳动。Betty的父亲从前是个连鸡蛋都不会煮的老师，也开始干起苦力活。Betty记得还有烧砖的苦役，那些年纪不轻的男人们半裸着身子在砖窑边干活。
　　但这些外国人很快就被迫正视现实，并组成团体。大家推选出一位集中营代表，以统筹关心难友的众多日常生活起居事宜；每一幢楼，有一个楼长；每一个由几个家庭合住的大间，都选出一个室长。
　　集中营内关押着很多在上海各教会名校任教的外籍教师，所以，一所具备一流师资人才的可以讲是当时上海最优秀的学校，在集中营内成立，取名为龙华公学。他们甚至还特别为学校设计了个校徽。在大人们的努力争取下，集中营里的这些孩子们并没有荒废学业，而且还得到了一个相对正常的“校园生活”，有运动会，有寒暑假。女孩子们还成立了一个女童自卫队，甚至争取到在集中营外支了帐篷露宿了一个晚上。
　　出于信仰，出于对生活的热爱，出于维护一个人的尊严，这些西方侨民竭力在集中营内维持正常的生活。Betty的父母常邀请难友们到他们房内打桥牌。集中营里还有一个图书馆，多少给集中营带来一些文化气息。有时还会举行音乐会，音乐会的唱片都是一些难友们在入营时带进来的。他们成立了一个合唱团，常常在食堂里演出。甚至在没有乐谱没有剧本的情况下，难友们还演出了一场两幕歌剧《卡门》。
　　直到1945年8月15日，瑞士方面接管了集中营，他们才熬出头了。那天下午7点，全体难友在室外露天作了感恩礼拜；屋顶上，6面国旗迎风招展：中国、美国、丹麦、英国、比利时、苏联。难友们都涌到屋顶上欢聚，直到半夜。
　　在此，本报节选了其中讲述日军战败前集中营里最难熬的那段时光的文字刊发，作为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奉献的一份特殊的纪念礼。
    
　　上面还有些美好的文字，其实只是来自一个还不甚谙世事的女孩的回忆。随着时间的推移，成熟了的Betty，也越来越感受及亲眼目睹集中营内的恐怖及残酷。
　　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天早晚两次的点名。当日本兵来查房时，每人都必须站在自己房间门口大声报出自己的号码。如果有谁在点名时不在位子上，那其他同楼的难友都会因此受株连。有时，这种查房也会在半夜时分突击进行。有一次，住在Betty 邻室的一位老人动作慢了一点，就被日本兵一顿拳打脚踢。日本兵还常会入室搜查一切可能剪割铁丝网的工具。每当他们入室搜查，Betty的心总会阵阵狂跳，因为母亲将一把长长的厨房用刀藏在她的洋娃娃小床内。
　　1944年8月19日，有三个难友出逃了。写到这里，笔者记得母亲对我讲过，当年圣约翰大学的教导主任“小卜”，是美国校长“老卜”与他的中国太太所生的混血儿，从小又是由上海阿妈带大的，所以讲得一口曹家渡上海本地话。当年就是凭着一张混血儿脸和一口上海本地话，从日本集中营逃出来，在上海朋友的帮助下到了大后方昆明。不知他的这次出逃是否就是Betty所指的出逃事件？这下日本人狂怒了，开始加紧对羁押营员的限制。首先，室与室之间禁止走动，除非上厕所或盥洗室；一天只供应两餐；图书馆关闭，所有唱片私人藏书全部没收；不许通信不许私自用小灶具做伙食；一切工具必须没收。
　　那天（1944年8月19日）下午，不知何故几个日本兵在追打一个难友，只见那位难友一路狂奔一路惨叫。最后，日本人把他一把抓住五花大绑，开始用扁担狂打他。霎时，空旷的营地震撼着他凄惨的叫声。这时，D楼的难友首先向着日本兵怒骂，然后，潮水样从楼里涌出去搭救那位难友。这股愤怒的人群如火山爆发，积压地下多时的岩浆一旦喷发，势不可挡。一时，声势壮大，场面失控。这样，就造成F楼几个人趁势逃脱的机会。最后，日本当局还是镇住了这次事件，并且从市区调来大批持来福枪和机关枪的宪兵，日夜包围待命。这次难友们的反抗事件给集中营内的孩子们印象太深刻了。一个星期后，人们才被允许在白天离开房间，但晚上熄灯时间仍然十分早。从A楼到F楼四周加固了电铁丝网以防再次有人逃跑。
　　1944年11月，集中营里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们听到了美国飞机在集中营上空低空飞行并开始轰炸龙华机场。飞机离他们是如此近，有些难友们甚至已看得见机舱内的美国飞行员们在向他们挥手！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消息。人们纷纷从窗口探首出来倾听着隆隆的轰炸声，观望着浓烟从天边升起。孩子们争相捡弹片，互相比较着谁捡到的更大，一股按捺不住的喜悦之情在难友们心中升起。
　　空袭开始变得越来越频繁。人们默默向这些空中英雄欢呼祝福。日美空战十分剧烈。有时，难友们眼看着美国飞机冒着黑烟被击落在田野里。当时日伪办的英文报纸ShanghaiTime（这是营内惟一能读到的英文报纸），曾悬赏一百万伪币活捉一个美国飞行员。营内悄悄传播着日本节节败退的消息。有些人消息就是特别灵通，战后才知，原来他们有一架收音机，秘密藏在田里一个砖窑里。而这个砖窑离日本司令部一码都不到。
　　不过，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难熬的。1945年开始，人们的健康每况愈下，并且开始染上可怕的疟疾。虽然在集中营，不仅有全上海最优秀的教师，也可以讲有全上海最优秀的医生，但他们面对疾病无能为力——因为药品短缺！
　　这期间Betty的哥哥Dick就在医院里躺了几个月。Betty犹记得，有个难友在集中营农场挤了点牛奶让Betty送去给她哥哥。半路上捧着这小半碗白白稠稠的香味浓浓的液体，Betty忍不住偷偷啜了一小口。为此，好长一段时间，她对Dick都有深深的犯罪感！
　　1944年到1945年的那个冬天特别冷，那是上海有历史记载以来最冷的一个冬天。Betty家住的那朝西北的房间寒气逼人，温度计一直在冰点以下。他们只好将所有衣服全部穿在身上，为了保暖，他们将那少得可怜的热水灌在热水瓶里，再把热水瓶捂在被窝里，以便次日早上还可以喝到一杯热茶。这样的严寒在上海持续了三个月！为了这样的严寒，龙华公学延长了寒假。
　　随着战事的推进，到了1945年早春，集中营里的伙食已降到最低。根据Betty母亲当年的日记记录，早餐一周四天只有一杯茶，另三天是一盎司的麦糊；午餐只有白煮卷心菜汤和一只洋山芋；晚餐根本就没有。而那每月一次的营外上海朋友的援助食物包裹早已被禁止了。
　　另外，衣着也成了大问题。孩子们都在长身子。于是，难友们只好把孩子们的衣服统一起来，互相轮着穿。这里也有一则黑色幽默：瑞士大使馆曾送一大包规格齐全同一款式的校服进来，结果这款衣服似成为制服，连带孩子们的老师，也穿上与学生一样的制服。
　　在整个关押集中营期间，Betty一家从美国红十字会收到过两次装满食品的包裹。这对他们全家真是大喜的日子。包裹里面有白脱、巧克力、牛肉干、速溶咖啡、果酱和奶酪。Betty记得她母亲在日记上如此写道：“这是我进集中营多日来第一次带着满足的心情上床——再也不是忧心忡忡和绝望。”他们觉得他们并不是孤立和被遗忘的……
　　因为红十字会寄来的包裹里有口香糖，龙华公学为此不得不订出一条新校规：不准咀嚼口香糖。但咀嚼的感觉是多么好啊！特别对这些几年没吃饱肚子的难友，他们几乎要忘记咀嚼的动作了，虽然口香糖已经咀嚼得淡而无味，但他们仍舍不得把它扔掉，而是小心地把它放在杯子里，留着明天可以再嚼。包裹内食品的包装纸被小心地揭下以作他们上课用笔记本的封面。（摘自《新民周刊》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