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是谋财，也是害命！”不少人这样评价“医托”。
　　●虽然卫生部门和正规医院都有打击“医托”的举措，但有关方面坦言，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打击办法和执法依据。
　　●今年温州的“两会”期间，市政协委员、有近40年从医经历的项秀莲递交了一件提案，建议整治“医托”要从源头抓起，并就此制定操作性强的地方性法规。
    ●“这不仅是谋财，也是害命！”不少人这样评价“医托”。
　　●虽然卫生部门和正规医院都有打击“医托”的举措，但有关方面坦言，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打击办法和执法依据。
　　●今年温州的“两会”期间，市政协委员、有近40年从医经历的项秀莲递交了一件提案，建议整治“医托”要从源头抓起，并就此制定操作性强的地方性法规。
    
    医院院长乔装抓“托”
　　以下这段文字，是一位医院院长亲口讲述的抓“托”记，讲述者是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业务院长刘寿荣，说的是他亲身经历的一次乔装抓“医托”的事儿。
　　听说他们候了几天都没有“成果”，我就决定自己出去看看。
　　那是个星期天早上。我把白大褂脱了，衣服收拾得零乱一点，就下楼来到医院大门外。
　　正巧，有一群人围在医院边门的人行道上。地上蹲着两个男人，一看就知道是外地来的，神情痛苦。凭直觉，围着的那些人，很可能就是“医托”。我仗着穿“便衣”，大摇大摆地朝他们走过去。
　　没想到，那群人一见我来，神色大变，马上散了。我低头一看，糟了，医院的挂牌忘了拿掉，露馅了。唉！
　　于是我问蹲在地上的那两个人怎么回事，他们抬头看看我说，他们是来看病的，还没进医院，那些人就围上来问情况，还给他们介绍“好的医生”，医生的地址名字写在纸条上，“才写好呢”。
　　“你们相信他们吗？”
　　“不太相信，我们是想到大医院去看的。”我凑上去看那张纸条，“环城东路××号徐××教授”。正和那两人聊着，忽然看见马路对面一妇女朝我们这边张望，而且边瞧边往我们这里走来。
　　“你来看病呀？”很明显，她是在问我。
　　“嗯，是啊，我刚在六院里看病。”我忽然觉得，有点苗头！“看什么病？”
　　“肝病。”我随口编了一个。
　　“我也是看肝病，刚抽血，等化验单，还要好多时候，烦死了。你的病严重吗？”“哦，我小三阳。”干脆就编得周全点。
　　“我呀，原来是大三阳，来这个医院住院也住了好久，结果一点也没好起来，越治越严重，腹水也有了。不过后来听人介绍换了一个地方看，就吃中药，效果还真好。吃了一段时间，腹水没有了，现在大三阳快转小三阳了。那个教授说，再坚持吃一段时间，基本就可以全好了。”狐狸尾巴开始露出来了。“这么好呀，我也是治了很久没好，急死了……”我抛了鱼饵。“我把自己看的那个地方介绍给你，保管好的。”
　　那妇女就开始说了，“环城东路××号徐××教授……”
　　我一听，不就是刚才那两人拿的纸条上的吗？看来是同个地方来的，“批次”不同罢了。“好是好。这病我们有家族史，我还有个兄弟在里面，你能不能和我一起进去劝他出来。他一定说要大医院看好。”“你自己去叫好了，去那边路线很简单的……”那妇女一听要进医院，忽然警觉起来，刚才凑得很近的身体一下子弹开了，还有要往马路对面“撤退”的趋势。
　　我一看，赶紧和她说别急。“我进去叫他，你在这里等我们出来，劝劝他，再告诉我们怎么走！”我赶紧跑进医院，找到一位值班的医务人员，让他假扮“我兄弟”。套好词，“我兄弟”在我的搀扶下病歪歪地出来了。
　　一见这情形，那妇女放松了点警惕，本想“开溜”的脚步停了。
　　可没问几句，她又觉得不对劲。我们一点点靠前，突然一把抓住她，把她带进医院。
　　她这下慌了，想往外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这时，保安也到了。于是，她开始耍花招了——“我要上厕所！”我们告诉她，医院大厅里有。她一头就钻了进去。这一去就是半个小时，只听得里面焦急地询问“我该怎么办”。原来，她是在打手机“求援”。后来，我们派清洁工人把她“请”了出来，“请”到了我的办公室。毕竟接受了手机的“遥控指导”，那个妇女显然比刚进来的时候镇静多了。“你叫什么名字？我们去帮你找化验单。”“我又没在这里做过化验。”“你不是说在我们这里住过院吗？我们可以把当时的病历找出来。”“我没在这里住过院。”“那你介绍给我们的教授？”“你们在说什么，我不知道的！”……
　　总之，她把之前所说的一切都赖掉了。“如果是你自己家里人生病了，你还会这样套他的钱、延误他的治疗吗？”只有这一句问话，她是用沉默来回应的。
　　最后，她被送进了派出所。
    套路简单但着道者众多
　　“有一段时间，医院门诊人数下降得很厉害，同时到我们这里来投诉说自己上当受骗的一下子多了起来。”刘寿荣说，这引起了院方的警觉，院方派人调查情况，发现原来是医院内外的“医托”猖獗所致。
　　“除了医院的信誉受损，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病人受到了伤害，不少病人还因此延误了治疗时机。”今年1月，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专门成立了“打托队”，每天都有轮值的医务人员在医院内外穿便衣“巡逻”。
　　事实上，在杭州乃至全省，深受“医托”之害的医院远不止这一家。温州市政协委员项秀莲有着近40年的从医经历，现在是温州医学院附属二院、附属育英儿童医院的医生。去年10月开始，她和医院同事一起，对活跃在温州市各大医院周围的“医托”进行了一次调查。
　　项秀莲给“医托”下的定义是：在医院门前，把准备就诊的病人带到事先联系好的医院和医生那里看病，并从中牟利的人。“这样的人，男女都有，以妇女为主。他们着装打扮入俗，为赢得病患者的信任，一般打扮成求医的病人，手拿病历，徘徊在医院妇科、皮肤性病科、美容整形科、检验科以及乙肝等慢性病有关的科室以及车站、码头，以来自农村和外地的患者为主要猎取对象。”项秀莲说，这些人一旦瞄上目标，就上前搭讪，嘘寒问暖打探病情，在骗取对方信任后，就留下自己“挂职”的医院地址和联系方式，或是提供坐车路线甚至“热心”领路。
　　好戏还在后头。“医托”会把从患者那里套来的病情，通过种种方式事先与“医生”沟通，使“医生”心中有数，以便“对症下药”。这样一来，求医者会发现此“医生”果然高明得不得了。而项秀莲他们调查的情况是，实际上，“医托”领去的就诊处往往是一些私营小医院或一些承包的科室，有些甚至是没有任何执照的。这些地方一般都有“中医科”，“因为西药治什么一看就明白，很难蒙人，而中药一般患者看不懂，可以用一些让人看不懂、治不好病也弄不死人的药唬弄病人”。
　　“医托”获得回报的方式一般有两种，按人头计算或提成。拿提成来说，一般“医托”每拉来一位病人，可以从病人医药费里提成20％～30％，一天下来，挣个一两百元并不难。
　　“有的病人上了当，恨得要死。”参与这次调查的该院办公室工作人员陆赋生告诉记者，除了来自农村不熟悉医院看病情况的人外，受骗的人中还有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这些人“病急乱投医”，事后追悔莫及，有的还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说如果有需要，他们愿意现身说法、挺身作证，揭穿这些“医托”的真面目。
    证据和依据是执法的两难
　　但并不是所有受骗者都愿意出面指证，“证据不足”正是医院和有关部门治理“医托”的一个主要障碍。省卫生厅医政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医托”问题由来已久，他们也和公安部门专门进行过探讨，处于“一直在管，但管理有一定难度”的状态。因为“医托”组织并不是正规医院内部的一个组成部门，也往往缺乏证据和依据认定其行为违法，抓到以后也只能批评教育或将其赶走。
　　在今年的温州“两会”中，温州市政协委员项秀莲递交了一件提案：《全社会联手，从严整治“医托”这个社会毒瘤》。项秀莲认为，执法方面存在的困境是“医托”横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在春节前，宁波市5家市属医院在当地派出所的配合下，专门部署了一场“围剿医托”的统一行动，行动当天上午就抓住了26个正在行骗的“医托”。
　　虽然行动有“收获”，但有关方面也坦言，对付“医托”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打击办法和执法依据。受骗者大多是来自外地的求医者，很难找到确凿的人证物证，公安部门也就难以依法作出处理。对医院来说，也只能多配备保安，发现有“医托”欺骗病人，马上上前提醒，或者将“医托”赶走。
　　另一方面，现行的法律法规中也缺乏相应的条文对“医托”这种行为进行制约。目前有关部门惟一能依据的，就是1998年12月国家卫生部、公安部联合颁发的《关于清理整顿非法医疗机构、严厉打击“医托”违法行为活动的通知》。其中指出，“医托”是违法活动，对查获的充当“医托”行骗的违法人员，根据规定，由公安机关处以15日以下拘留、200元以下罚款。但据了解，在实际操作中，“医托”被扭送当地公安部门后，在处以罚款、拘留后出来大多又重操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