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成为新的国际旅行目的地，以及最大的国际资金流入国。2003年，中国入境外国人人数达到2200万，是20年前的10倍。他们中的一部分最终会留下来，成为这个国家肌体中的一分子。习惯了目送国人远走他乡的我们，现在要开始学习如何接纳别人进来。
    
　　华侨期盼“凤还巢”
    
　　上海，中国绿卡制度实施的第一天。出入境管理处迎来了一位著名的美籍华人，他就是国内目前身份最高的经理人、上海盛大网络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唐骏。1993年，唐骏作为中国公民在美国获得绿卡、1998年获得美国国籍。如今，在上海工作了7年的他，又为获得中国绿卡提出申请。
    在北京、上海等地，中国绿卡已实行了10多天时，唐骏根本不是特例。目前，在上海已知符合申请条件的26人中，外籍华人有14位；北京，4岁的美籍华人小女孩，是惟一符合受理条件的新申请人；天津，一位著名的美籍华人、93岁的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也正式递交了中国绿卡的换证申请材料。
    近年来，中国国力的强盛、政策的稳定，都吸引着海外华人归国。据国家教育部发布的数据，从1978年到2003年，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已达17.28万人，2003年的归国人员数首次突破了2万人。
    朱宇，北京人，1990年到加拿大留学。毕业后供职于加拿大一家国际贸易公司。经过一段时间打拼，事业渐上正轨。这时，公司派他负责亚太地区商务开发，然而，国籍问题却使朱宇陷入了困境。
    新的工作经常要有国际旅行，但是中国护照在国际旅行方面却“非常不好使”。几乎每到一个国家都要求入境前签证；每一回签证，短则十天半月，长则三两个月，根本无法适应工作要求。与此相对，朱宇的出差目的地对持加拿大护照的人入境几乎都是免签证的。
    但我国于1980年颁布的《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中国公民加入外国国籍就自动失去中国国籍。1996年，朱宇在两难中放弃了中国国籍。
    中国也是朱宇的商务旅行目的地之一。加入加拿大国籍后，到其他国家旅行方便多了，但到中国又麻烦了（需要入境前签证）。对这一点，朱宇觉得很苦涩。
    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国内对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创业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对于移民加拿大的中国人来说，特别是男性，回国发展已成大势所趋”。2001年，朱宇回到故乡北京，在中关村与人合伙创办了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担任副总经理。
    朱宇的经历在失去中国国籍的海外华人中是比较有代表性的。2003年10月，加拿大普通话华人联合会关于双重国籍的大型网上民意调查显示，有92.6%参与调查的移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允许中国移民在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入籍后保留中国国籍，即对应承认双重国籍。
    不少海外华人认为，这样的措施下，祖国利益和海外华人利益能够两全。
    
　　绿卡制度第一年

　　2004年8月23日，北京人齐扬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在外国人签证区域里，她看到“永久居留申请”的铭牌前排起了长队，人群中还有很多新闻记者。这一天，是中国绿卡申办受理的第一天。
　　没有身份的烦恼
    齐扬是为女儿来的。几年前，齐扬与一位美籍香港人结婚，2000年，女儿在美国出生，具有了美国国籍。几个月后，齐扬举家回迁北京定居。无尽的烦恼随之而来。
    由于女儿的入境签证是半年期的，半年就得去办延期，每延一次最长3个月，一年要延两次。一年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简称《外管法》），齐扬的女儿还必须再出入一次境，才能获得继续在国内合法生活一年的权利——小小年纪的女儿，只好跟着父母来回奔波。2004年8月22日，齐扬在报纸上看到由公安部和外交部联合发布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简称《永居法》）正式施行的消息，23日一早，她就赶到出入境管理处咨询。24日，她向出入境管理处提交了外籍儿童办绿卡所需的全部手续。她被告知，将在6个月内得到批准或不批准的答复，同时，工作人员还告诉她，她是北京市受理的第一份新绿卡申请。
    《永居法》规定，外国人申请在中国永久居留资格的适用对象主要有4类：在对中国经济、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单位任职的外国籍高层次人才；在中国有较高数额直接投资的外国籍投资个人；对中国有重大突出贡献或国家特别需要的人员；夫妻团聚、未成年人投靠父母、老年人投靠亲属等家庭团聚人员。
    齐扬所申请的绿卡种类，属于未成年人投靠父母，所需手续共有4件，是所有种类中所需手续最少的一类。
    齐扬现在的希望是：审批能快点。因为再过3个月，女儿又该出国办延期了。
　　门槛很高的困惑
    自从开始受理永久居留申请业务以来，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每天都有上百人来咨询。然而，截至发稿时，除原有换证以外，手续齐备而正式被受理的新申请，仍然只有齐扬女儿一例。
    据悉，上海受理的符合条件的申请者有26人，然而这个数字和上海市6万名的境外人口相比，也是九牛一毛。
    对申请人资格的严格限制，把想要获得“绿卡”的大多数外籍人士挡在了门外。
    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的首席代表陶景洲，在得知中国绿卡制度实施后，表示会在本人的签证到期之前去办绿卡。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外籍高级管理人员，也未必会符合此次中国绿卡的申请要求。
    北京出入境管理处的外国人签证处副处长沈顺今，向记者分析了申请的难度：第一，律师事务所不属于企业范畴；第二，企业在华办事处、代理处的首席代表，不属于独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即使既在工商局注册的企业任职，又是总裁、副总裁职务，但企业的类型如果不属于高新技术企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规定的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先进技术企业、外商投资产品出口企业这4种类型之一，或任职不满4年的，仍不能申请绿卡。当然，对中国有特殊贡献者除外。
    投资类绿卡的门槛也很高。以北京为例，鼓励类企业的投资额要求在50万美元以上；证明属于鼓励类企业，还需要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证书；其他类投资额要求在200万美元以上。其中，投资额不能是所在企业的注册资金，得是申请人的个人投资。
    在京外国人中，有一大批属于外籍教师。但即使是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外籍教师，还需在重点高等院校连续任职4年，且在北京住满3年，才能具备申请资格。
　　心理需要的诱惑
    即便是如此严格的资格限制，还是会有一些人能够达到。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总经理、美国人穆彼得（Peter Maclnnis）就是这少数的幸福者之一。对他而言，需要中国绿卡，并不是出于便利，而在心理上的认同。
    穆彼得的父母早在上世纪40年代来到中国教英语，1948年，穆彼得在中国福建出生，5岁到16岁是在台湾度过的。1988年，穆彼得携夫人和两个女儿来到中国，先后在南京、北京和重庆的合资企业、咨询公司里做管理工作。
    在大陆和台湾的长期生活，使穆彼得的言谈和个性更像一个中国人，他和当地政府、公安机关的关系也非常默契。之前，虽然没有绿卡，居住证需要一年一年地延期，但他从没感到有什么麻烦的地方。
    但一直以来，他的夫人“总觉得这样一年一年地延期没有安全感”。在夫人的催促下，穆彼得经常向他在重庆公安局的朋友咨询绿卡政策何时能出台。2004年8月，重庆公安局正式启动绿卡制度的时候，他被请到新闻发布会现场，当场领取了申请表格。
    前不久，穆彼得84岁的老父亲又回到了福州，在武夷山的一所学校教英语。64年前，他在那里教英语的时候，曾和中国人一起躲避日本军队的轰炸，那里还有他的老朋友。穆彼得说：“父亲也需要中国绿卡。”
    
　　中国绿卡之路
    
　　在此次《永居法》实施之前，中国绿卡已经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制度铺垫。
　　建国以来，我国严格限制外国人定居。1985年颁布《外管法》，在其中设置了永久居留资格，有此资格者又分成定居和永久居留两类。其中，定居适用于家庭团聚，而永久居留主要授予外籍高层次人才和对中国有特殊贡献者。这样的永久居留资格，更像荣誉证书。
　　以北京市为例，第一批永久居留证颁给对中国革命有贡献者，然后是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名人，1995年之后才开始有进行投资活动的外籍人士获此资格。从1986年至今，全国共批准3000多名外国人在国内定居。其中，属于永久居留的不足50人。现在，这些人可以持原有证件到出入境管理处换发新的证件。这也是《永居法》实施先期受理最多的类型。
　　与荣誉性质的永久居留资格相比，另一种过渡性制度——长期居留证显然更有服务意义。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三资企业工作的副总级以上的外国人和归国留学人员可一次性申请1至5年的外国人居留证，期间可以多次往返免签证，这实际相当于一个短期的绿卡。
　　2001年，公安部提出，为积极适应加入WTO后的发展形势，将借鉴国际通行做法，逐步向有条件的外籍人士授予在华永久居留资格。
　　2003年，一批最长期限可达5年的居留证颁出。虽然目前真正获得5年居留证的外国人并不多，然而，即使是两三年的居留证，已经足以为它的持有者提供相当大的便利。
　　此次出台的绿卡制度，较之以前又进了一步。它不再区分定居和永久居留资格，统称永久居留。
　　普通的外国人居住证如到期不延，则属于非法居住，每天应被处以500元罚款。此次颁发的绿卡证件外型和实质类似居民身份证。持有者18岁以上每过10年、18岁以下每过5年换证，不用延期、不需签证，可以单独使用。
　　普通的外国人居住证的证件号码是变动的，而此卡提供的是固定号码，便于在与之配套的国民待遇政策出笼后，无障碍纳入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此次的永久居留制度还突破了户籍限制，绿卡持有人在中国各地迁移不需要再办迁出迁入手续。
　　具体到技术层面来看，一些在国外办过绿卡的人反映，中国的绿卡申办比国外要便捷。如，国外很多项手续的有效期很短，如果在绿卡审批期间，有一项手续过期，就得打回去重新排队；而中国绿卡所需要的手续有效期则比较长。另外，中国平均一类绿卡需要七八种手续，国外往往是十几到二十几种，准备起来更加复杂。
    
　　绿卡只是第一步
    
　　记者：中国绿卡制度出台的意义何在？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绿卡制度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在移民法和政策方面加入了世界主流。工业化社会兴起以后，人口流动越活跃的地方，工业化程度越高。中国以前错过了这个大潮流。
　　改革开放25年来，除去劳工，中国仅出国留学的就有60万人，现在至少有45万人在境外学习和工作。他们中很多人已经获得在居住国的公民权和绿卡。相应地，如果中国不提供对等的比较灵活的居住权（体现在绿卡上），就意味着在人才吸引上处于劣势，这个劣势越早扭转越好。从这个意义上说，绿卡政策是非常好的一步。
　　记者：现在中国境内的外国移民状况怎样？
　　丁学良：不能用“移民”这个词，移民指非中国人已经获得了合法的在中国长期生活、居住、求学的一种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在中国境内的所谓移民，合法的是极少数，更多的是国外在中国的移动人口，他们中很少有人获得法律上的长期居住的合法地位。
　　记者：一般情况下，政府是想通过绿卡制度吸引什么样的移民？
　　丁学良：从世界范围来看，移民政策主要吸收两种人：一、具有突出才能的、且是这个国家亟需的人才。国家要根据全国发展的轻重缓急列出一张表来。如澳大利亚，在矿业畜牧业等重要行业给移民的条件就很放开；有的国家人口老化厉害，就需要在敬老院服务的护士。二、有钱的人，即所谓投资移民。这些年在国内赚了钱的人想移出去，在某种意义上是买个保险，过了若干年这些人或许又想回国投资。制定政策时，要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到，要参照以前实行过的投资移民政策的利和弊。
　　记者：绿卡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怎么做才能真正有效、有益？
　　丁学良：中国实行绿卡制度，主要是给那些中国急需要的人才和具有很大的投资能力的人提供方便。
　　一方面，要有全国一致的规定，如什么样的人才能被授予绿卡；同时，申请的过程和标准应该是公开和透明的，不能暗箱操作。如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每年都会把标准公布出来，细化到每一项都有多少分。
　　另一方面，要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重视地域的特殊性。像吸引外资一样，只要中央政府开了这个口，不同地区一定会设法把这个口开得更大些，对自己更适用。在这个过程中，既要考虑灵活性也不能使政策扭曲走样。
　　记者：此次的绿卡制度，据称只是第一步。要提高移民政策的水平，还需要向哪些方面努力？
　　丁学良：要使绿卡政策和相关制度比较完备，中国还要做很多事情。
　　首先，中国应该看看过去的10年、20年中，那些比较有经验的国家怎样制定相关的配套措施。欧洲人口比较密集的国家，如德国，过去几年来也在用绿卡制度吸引人才。中国应该很仔细地比较这两种不同类型国家在移民政策上的具体做法。
　　其次，国外实行绿卡制度后，每年都会检讨一次。这种检讨一定要请专家来检讨，不能是自己检讨自己。
　　第三，每年国家应该把统计数字公布出来，如过去一年里有多少人申请，有多少被接受了，被接受人的年龄构成、教育构成、专业分布等。这样才有利于各个行业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