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难忘的日子将临之际，本期栏目结合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法治成果，重温邓小平的法治思想及理念，与广大读者一起缅怀一代伟人邓小平。
    
　　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
　　1979年6月28日邓小平同志会见以竹入义胜委员长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八次访华团时的谈话（摘录）
    
　　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我们吃够了动乱的苦头。前一段时间上海发生冲击领导机关的事，那是不能允许的。这实际上是属于“四人帮”打砸抢、武斗的思想体系。
　　我们好多年实际上没有法，没有可遵循的东西。这次全国人大开会制定了七个法律。有的实际上部分地修改了我们的宪法，比如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原来的行政体制。这是建立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必要保障。没有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搞四个现代化就不行。这次会议以后，要接着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我们的民法还没有，要制定；经济方面的很多法律，比如工厂法等等，也要制定。我们的法律是太少了，成百个法律总要有的，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只是开端。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基本形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2000年，我国已经制定了380多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800多件行政法规、8000多件地方性法规。总体上看，我国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已基本形成了有法可依的局面，以宪法为核心和基础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已基本形成。为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前提条件，为建立更加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积20多年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之成就，我们党和国家在二十世纪末不失时机地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这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又一座里程碑，更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迈向社会主义法治新纪元的政治宣言。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不断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既有高度社会主义民主又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的法治国家，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历史进步的重要贡献。
    
　　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不能手软
　　1982年4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报上登的一个从宽处理的，贪污六千元；一个判十五年徒刑的，贪污五六万元。现在的大案子很多，性质都很恶劣，贪污的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的，都不止是什么“万字号”。有些是个人犯罪，有些是集体犯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材料说明，也是在这一两年白银黄金大量走私到香港，单单这一笔，就使国家损失大量外汇。好多钱落到了私人或者某些集体的腰包。如果把盗窃公家的财产等等都算在内，那就更要多得多。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
　　应该提得更高一点，看得更深一点，这样来认识同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现在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有一部分同志遇事手软，下不了手。为什么下不了手？思想上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当作一般性质的问题来对待。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讲，至少讲了两年了，还是有些同志下不了手。现在我们不但要发这个文件，而且要坚决地去做。四月五月每一个省里要抓几个大案。这跟反右倾不同。反右倾容易混淆，容易搞错。哪样叫右倾，哪样叫“左”倾，往往搞不大清楚。盗窃国家财产，贪污受贿，这是现钱买卖，清清楚楚，不容易搞错。所以，现在刹这个风，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现在看起来，太重也不行，但是对有一些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给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刹这股风，没有一点气势不行啊！这个问题要认真地搞，而且在近期要抓紧，处理要及时，一般地要严，不能松松垮垮，不能处理太轻了。
　　司法部门重创经济犯罪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关于同经济犯罪活动作斗争理论的指导下，严厉打击经济犯罪保护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果。近5年来，我国检察系统共在案侦查行贿、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207103件。其中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的大案达5541件。
    5年来，处理了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官员12830人，依法查办了成克杰、胡长清、李纪周等一大批犯罪分子。直接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220多亿元。此外，过去5年，中国涉及经济犯罪案件较前5年增加7成，达到7万宗。有近9万人因此被判刑，增幅超过一倍。同时，检察系统今年将加大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力度。重点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犯罪案件，司法人员和行政执法人员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犯罪案件，国家工作人员充当罪恶势力“保护伞”以及利用职权参与、包庇、纵容破坏市场经济的案件。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同志同公安部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摘录）
　    
　　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几年了，这股风不但没有压下去，反而发展了。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对经济犯罪活动是这样，对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也是这样。
　　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比如说北京市，流氓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难搞清楚的。像彭真同志讲的，找老民警当顾问，调查调查，情况就清楚了，就可以组织战役了。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发动群众，声势大，有的罪犯会闻风跑掉，那也不要紧，还有第二次战役可以追回来。
　　最近有的城市抓了一批犯罪分子，形势有好转。当然，这还只是一时的现象。那些犯罪分子在看风向，看你下一步怎么办。如果还是软弱无力，处理不严，坏人的气势还会长上来。
　　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包括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在劳改劳教中继续传授犯罪技术的惯犯，以及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十年二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一九七五年处理铁路问题时，对帮派分子，我说现在不抓人，把他们调开。“四人帮”说不行。我说凡是帮派头子，有一个调开一个，再出一个再调开，一天调一个，一年调三百六十五个。这个话传下去以后，铁路上的秩序马上就好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不采取这样的办法不行。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
    开展“严打”斗争　维护改革发展
　　1983年的“严打”斗争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国刚刚结束十年动乱，开始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大背景下，针对当时社会治安不正常的形势而开展的一项斗争。“十年动乱”所滋生的一大批打砸抢分子、流氓团伙犯罪分子和其他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犯罪活动，破坏了社会治安，危害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对全党全国人民集中精力开始经济建设是一个严重的危害。为此，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作出了开展“严打”斗争的战略决策。实践证明，这一决策对于搞好社会治安，推动社会风气好转，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2001年4月开始的“严打”整治和整顿规范市场经济工作，其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还面临着经济一体化和即将加入WTO的形势。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没落思想的渗透进一步加剧，犯罪活动集团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对基层政权建设和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力也更加严重。在这样的形势下，党中央从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高度，部署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一场“严打”整治斗争，并提出了两年内实现社会治安明显进步的工作目标，是十分及时、十分必要的。
    2003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摧毁了116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打击黑恶势力组织已被列为今年公安工作的首要目标。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同志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的谈话要点（摘录）
    
　　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经过五年半，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政策。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进一步说，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人心。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
　　我们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外资到上海去，当然不是整个上海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深圳也不是，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
　　港澳平稳过渡　得益“一国两制”
　　1997年7月1日，中英两国在香港举行交接仪式，从此中国对香港恢复了行使主权。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葡萄牙人于十六世纪中叶以后逐步占领澳门，中葡在1987年签署澳门归还中国的联合声明。1999年12月20日凌晨零时整，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
　　香港回归7年来的历史，也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历史。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导和基本法的保障下，港人墛嫄慍挀敃枟C槞欸6W依然保持着原有的生活方式，享有充分的民主。特区政府施政透明，市民得以更多参与香港的政务。香港一直拥有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系的美誉，7年来这份自由得到了“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保障，因此香港连续多年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系”，被视为“最佳营商城市和最具有潜力的投资基地”，被公认为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进入中国的最佳桥梁和中介。
　　澳门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以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下，在“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的指引下，社会祥和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居民安居乐业。实践证明，“一国两制”不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更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澳门稳定繁荣的重要基石。
　　如今在“一国两制”前提下，求发展求稳定和求团结已经成了香港的主流民意，这也是香港明天更美好的基础；澳门社会有一个乐观、正面和积极的开始，广大居民正以自信、务实、团结的态度，向既定的目标奋进，勇敢地面对新的挑战，把握新的机遇。